首页 -> 1998年第1期
如果季米特洛夫不支持毛泽东……
作者：青 石
问题呢?这显然与王明等回国前斯大林与他们的谈话不无关系。斯大林特别强调了统一战线的作用，明确提出共产党人不要害怕会被淹没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汪洋大海里。季米特洛夫也谈到，可以参照西班牙和法国的经验，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争取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不过，王明毕竟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也清楚斯大林不会把未来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身上。简单地认定王明这时的主张是想取消共产党、八路军的独立性，投降国民党，恐怕是不准确的。
对于王明的谈话，人们通常只是注意他讲的：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了，而且内容也改变了；却没有注意到他紧接着所说的：因此，现在尤其要注意保存红军的独立性。他解释说，第一是要保障党的领导；第二是要保障自己干部的领导；第三是要建立自己的教育与政治工作；第四是要使之成为打胜仗的模范。我们要将我们的军队扩大到三十万，当然方式上不要使人害怕。
人们通常也只注意到他说：我们不应当说谁领导谁，而应当提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却很少注意到他紧接着强调的在政治局以外不能说的话，即“对于革命前途问题，我们对外说中国抗战胜利是民主共和国，而我们自己要明白，中国将来是由民族阵线转到人民阵线最后到社会主义的胜利”。“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但“我们应认识到，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国民党是过渡的”。将来要争取不是国共关系破裂，而是革命与反革命完全分裂，使国民党内革命的分子到我们领导下来，“使右派最后滚出去”。
不能否认，王明在谈论统战策略手法时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这给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相当深的印象。还在1937年8月政治局洛川会议前后，毛泽东就担心蒋介石搞阴谋诡计，因而从“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防范国民党的策略主张。毛在这些方面表现出了高度的阶级警觉性，这恰恰是善于纸上谈兵的王明所欠缺的。但如何能够在不影响抗日大局和国共统一战线的情况下，确保自身利益和革命前途，严格地说，就是毛泽东也还缺少经验。因此，他尽管对王明谈到的一些具体问题还有疑问，对王明谈话的基本精神还是赞同的。他明确讲：过去党在实际工作中确有狭隘和不够策略的地方。“我同意王明意见，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使国共合作大家有利。”对于统一战线，“目前是和为贵”，我们在政治上要有号召，但做的时候要经过国民党。
注意到这些情况，我们恐怕很难同意那样一种说法，即说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成功地“抵制”了王明的右倾主张。其实，近年出版的党史著作已经改变了这种说法，它们引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十二月会议时“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是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之所以感到“孤立”，是因为毛过去那些防范国民党的策略主张，在这次会议上很多都被否定了。多数领导人都检讨了过去不够策略的作法，甚至提出过去“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夸大了对右倾的危险”，认为“王明对许多问题的提法很好”。张闻天甚至承认说：这些错误，我与毛是要负责的。只有毛泽东从战争的持久性和保存军队的角度，强调了接受蒋介石统一指挥的相对性问题，和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必要性问题。
不难看出，王明与毛泽东这个时候的分歧，主要还只是发生在如何兼顾党的利益和统一战线的需要这个具体的策略问题上。人的正确认识总是要经过反复的实践才可能真正形成的。第一次面对这种以四万红军与国民党二百万军队“合作”，共同反对强大民族敌人的新局面，采取何种策略方能利国利己，很难说抗战伊始毛泽东就有了十分的把握。因此，当得知王明带来的是受人尊敬的莫斯科方面的意见，毛泽东自然不会采取“抵制”的态度。更何况，与国民党的合作，当初就是以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为前提的，如果真能像季米特洛夫所建议的那样，实现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又何尝不是件好事呢?
正因为如此，十二月会议最后决定：“决议：王明起草”。会后，毛泽东也立即发指示、写文章，要求所属各部门切实贯彻会议精神，“检查与纠正我们某些左的急性病与幼稚，甚至违反路线的行为”。这也就是说，十二月会议已经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毛泽东即使对个别问题尚有保留，但也认真地按照会议的精神开始工作了。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大上说：“我们曾经设想过国民党可能改造，我们曾经要改造国民党，这件事，我们似曾犯过错误。”指的就是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前后，中共中央依照王明转达的莫斯科的指示精神进行工作的一段历史。
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做领袖
说十二月会议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六届六中全会前后，也许会引起一些异议。事实上，十二月会议后，王明率中共代表团前往武汉，发表了一个热情洋溢的对于时局的宣言，极力向蒋介石表示合作诚意，却遭到蒋介石国民党的冷遇。毛泽东曾经形象地描述说，王明这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而蒋介石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各级领导人不能不渐渐有所觉悟了。
其实，到1938年2月底开政治局会议时，王明自己也承认：“现在蒋介石等国民党人不承认国共合作，不许《新华日报》登国共合作，不许登共产主义、共产党等，即使陈立夫也认为只有共产党投降国民党。国民党认为军令统一，只有服从国民党军委会的命令，所谓军政统一，便是人事的统一，八路军干部要由他们调动。”从这一形势看，他承认“确实过去的宣言在词句上是太让步了”，弄得蒋介石以为可以取消共产党，在《扫荡报》上向我们进攻，说一个军队、一个政府、一个党等，想用民族统一的口号制服我们，迫使我们不得不以毛泽东名义发表谈话进行反击。
可以看出，对国民党抱有太多幻想的王明在武汉呆了几个月之后，也已经或多或少地感觉到，简单地摆出一副推心置腹的架式，远不足以让蒋介石放弃取消共产党的企图和尝试。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毛泽东后来谈到的那个十二月会议以来想要改造国民党的“错误”，到这个时候就告一段落了。从十二月会议关于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的方针出发，中共领导人仍旧相信两党关系还有进一步改善与合作的可能。毛泽东在坚持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力量的同时，也对团结改造国民党的可能性抱以很大的热情。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他就特别强调说：我们要看到国民党在开始改革，并且在酝酿改组，它必须也可能通过改革清除腐败。大革命以前它就是通过改组，增加新的成分，才壮大起来的。今天，有蒋在，改革就有可能，“我们便要利用蒋进行顺利的改组”。
任弼时根据会议精神起草的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里，也清楚地写着：“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