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5期
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
作者：王若水
政府主义。最后这个文件是11月1日印发的，时间还在10月14日我编发那块版之后。即使是姚文元主持的《红旗》第11期(11月出版)，也还有批无政府主义的内容。其中说：刘少奇一类骗子(指林彪，当时还没有在报刊上点林彪的名字)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确路线。此外，10月14日那篇反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曾经列入理论部拟定的“批林整风选题计划”，并送姚文元审阅过。姚文元没有表示不同意。为什么出尔反尔呢?
事情的变化，看来是发生在张春桥、姚文元去上海前夕。我知道，张、姚每次去上海，下车伊始，就要找文汇报、解放日报的负责人去，滔滔不绝地讲一通。不久，“新精神”就从这两家报纸上透露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得去注意《文汇报》。
“新精神”果然出来了。11月6日，《文汇报》的一篇评论说：“要反对刘少奇一类骗子所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过了几天，又有一篇文章说，“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贯是右的，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这种提法在报社引起议论纷纷，因为中央文件上不曾有过。
11月24日，《文汇情况》第335期再次批评<人民日报)。这一期的内容是《人民日报》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文章对各地报纸的影响，说全国有九个省市的报纸转载了，有八家报纸“虽未转载，但也发表了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报道、文章或评论文章”。意思就是流毒全国。它还举出了报纸上的若干论点。包括“刘少奇一类骗子是煽动无政府主义的罪魁祸首”，“反对无政府主义是批修整风的一项内容”(当时报纸上只提“批修”而没有公开提“批林”)。虽然《文汇情况》并没有对这些论点加以评论，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它是把这些作为反面观点拿出来示众的。我看了很激动，心想：难道林彪没有煽动无政府主义?难道批林整风不能包括反对无政府主义?这不是一篇文章或几篇文章的问题，是批林整风的方针问题，是要不要和能不能反“左”的问题。
我直接给毛泽东写信
当时批林方针上的混乱情况还可以从以下几件事看出：
(一)11月份刚发下的中央关于河南省批林整风问题的文件，还在提反对无政府主义。
(二)12月1日出版的《红旗》提法变了：“刘少奇一类骗子像游蛇一样，时而从右的方面，时而从‘左’的方面，来干扰和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这和第11期只提“左”不同，但也不完全和《文汇报》一致。
(三)12月1日《安徽日报》头版头条报道安徽省农业学大寨会议，李德生出席并讲了话。消息说：要排除“左”右干扰，当前主要是批极左思潮，同时注意和防止右的倾向。
(四)北京军区党委举行第23次扩大会议，会上批评了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国防工办党委书记张照远，认为他在所在单位“不是把批林当做头等大事，而是把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当做头等大事，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当时纪登奎是北京军区政委，他在12月11日的讲话中说：不能说林彪推行的是极左路线；林彪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叛国投修，这是他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质。他还说：“有一些提法值得考虑，如空头政治、唯意志论、精神万能论”。
姚文元得知我思想有抵触，就派我去旁听这个会议，让我体会一下“新精神”。但我当时听到纪登奎的讲话时，却禁不住想：真有意思，司令员(李德生)在安徽强调反“左”，政委在北京强调反右……。
这种方针上的分歧，外国记者也注意到了，并且作出了自己的判断。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从北京发了一条消息，题为《北京的官方报刊走着不同的道路》，其中说：“《人民日报》是攻击下层的党员，并且要严厉镇压；《红旗》是提倡下层抵制。按照中国的习惯，在清一色的内部，正在进行着争权斗争。”
当时报社已经有些同志上书中央，反映鲁瑛的无能，表示不赞成鲁瑛当总编辑。理论部的同志也在酝酿写这样的信。我却想，最重要的是解决对反“左”的干扰。问题还不仅是谁来当总编辑，问题是张、姚两人在推行一条什么样的方针。既然“左”的根子在张春桥、姚文元身上，写信给政治局或周恩来是没有用的，于是，我索性直接给毛泽东写信。
我的信是12月5日发出的。信的底稿我后来烧掉了，因为追查得紧。但信的主要内容，我曾多次交代。现在复述如下：
开始我说，现在人民日报陷入宣传上的混乱，主要是批林方针问题。总理在8月1日说，批“左”还没有批透；但张春桥、姚文元在8月8日却说，批“左”不要过头。到底是没有批透呢，还是批过了头?我认为周总理讲的是对的。他虽然指的是几个单位的运动，但我认为也适用于报纸宣传。
我报告了《文汇情况》对《人民日报》的批评和《文汇报》对林彪路线性质的提法。我说这种情况有些像批《海瑞罢官》的局面。到底《文汇报》讲的是不是中央精神?如果不是，它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如果是，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知道?我说，我不相信<文汇报)的提法是中央精神，因为中央文件刚刚说过批林整风中要注意反对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就是极左。中央精神要变也不能这样快。
我在信里表示不同意《文汇报》说的林彪推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我说林彪有“左”的表现也有右的表现，主要是“左”。当前实际工作中的主要干扰也是“左”。因此，批林就要批极左思潮。
我还引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话，表示了不同意见(我想，在写给党中央主席的信中，用不着隐瞒自己的观点)。姚文元说，林彪反对党的领导，这是右。我说，就其表现形式来说，反对党的领导可以从右的方面来反，也可以从“左”的方面来反。我还摘引《红旗》第11期上的话(“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确路线”)，说姚文元的话和《红旗》上的话不一致。张春桥不同意批“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我说我不懂为什么因为毛主席讲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就不能批“精神万能论”，我认为这是两回事。林彪既是唯武器论也是唯意志论，这两种东西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兼而有之，蒋介石和希特勒就是这样。
以上是我写给毛泽东的信的主要内容。我估计，这样一封信，由于涉及高层领导人，毛泽东不大可能有直接的反应。我想，他知道就行了。不过，这是重要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即使不指示，也会放在心上的。我也考虑到，这封信是冒风险的，为了避免连累别人，我没有给任何人看，写好后就发出了。
信刚发出两天，就听到一个不利的消息：12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有一次谈话。姚文元说：“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说：“大乱是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乱是主席号召红卫兵造反。……当时乱有些损失，如铁路，没什么了不起。……停止党的组织生活，这是主席决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刚刚过来，怎么能忘掉?没有大乱，哪有大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