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5期


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

作者:王若水




  “王若水同志的信,引了我的一些话,好像我反对批极左。其实那些话也不完全是我的意思。”
  那么,这些话还能是谁的意思呢?糟糕!我批到谁头上了!?
  姚文元接着说:“主席说,旧的心理学分知、情、意,其实是一个东西。我觉得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讲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最能抓住问题的本质。苏修骂我们唯意志论,为何要用敌人的语言?主席还说,坐在这里讲话,难道我们只有思想,没有意志、感情?”
  从张、姚的这些话里,我推测,毛泽东有一次谈话,时间应该是8月8日张、姚在人民日报社谈话之前,内容涉及不赞成批林彪的“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和“空头政治”。还可以推测,张、姚是在获知毛泽东表示要批林彪的极右路线之后,才赶到上海去作布置的。用在“文革”中流行的语言来说,这口旷抢旗帜”。这个精神并非中央讨论后做出的正式决定,它只是江、张、姚的“独家新闻”,不但人民日报不知道,也没有向周恩来透露。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11月初发出的中央文件还在提反对无政府主义,而11月份的《红旗》杂志也保留了同样的内容。张、姚12月6日的那次谈话,其实就是对我的信的答复。江青说要先统一一下认识再找我谈,不要“各说各的”,但张、姚已经知道了毛泽东的看法,所以就抢先说出来了,以表示他们的高明。
  下面的谈话比较零碎和重复,我只能概括地转述一下。
  江青(看出我对这次批评有保留,就穷迫不舍):“王若水同志,你要在中央面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你还有什么话,都讲完,不要把时间浪费了。”“这个版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不是批林。”“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人民日报一潭死水,搞活一些。我看王若水同志起个好作用。你敢不敢引火烧身?”
  张春桥:“这封信反映出来,不是王若水同志一个人的问题,人民日报还有人。这究竟是什么问题,需要研究。”“我总觉得人民日报内部有一股邪气,一股势力,容不得外面的人。”“他们报社不但利用总理和我们之间,而且还利用中央、国务院各部看稿提的意见不一致,如先念同志如何看的。这种挑拨,你们各位要注意。”
  姚文元:“在阶级斗争这个时刻,你站到哪里去了?”(这句话意味深长,使我一惊。)“还有一种讲法,说鲁瑛是上海来的。不应该这么讲。这种说法是没有原则性的。这是林彪的宗派主义的说法。”“理论部我提了好几次,叫他们讨论,为什么不讨论广
  周恩来:“你对文化大革命有怨气没有?有一点吧?稍有一点也不好。”“主席认为你这封信是不好的。这篇文章不对,这封信超过了这篇文章。当然你写过《桌子的哲学》,学了一点马列主义,你是不是都读进去了?”“王若水同志这封信,一个是把报社形势看得漆黑一团,像《海瑞罢官》那时的形势一样;一个是从中央找空子。要彻底认识这个问题。对上海的好事不赞成。你的错误严重些说是立场问题。”“如果你确实感觉错了,那就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改,改了就好。在宣传上,王若水同志是研究哲学的,应当在这方面表现出来。”
  批“左”还是批右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至于人民日报正式领导班子的问题,会上是这样决定的:暂缓成立;鲁瑛也诉说了一番他的苦衷,说他实在干不下去了,建议让吴冷西来干。张春桥批评了他,说:“现在叫吴冷西同志出来主管,这是不切实际的。他身体不好,又脱离了一段,这样子叫他去,非犯错误不行。总理和我们都是支持你的,你为什么打退堂鼓?”我提出我不适宜继续担任看大样工作,也没有得到同意。会上还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多让青年人出来工作。江青说:“要发现新的力量,要让他们讲话,不要怕。”张春桥说:“就在批林问题上分清是非。通过这一场,领导班子可能出来。”还说到人民日报的“一股邪气,一股势力”要解决。江青说:“要从这篇文章人手,从这块版人手,从理论部人手。”
  
  周恩来没有任何表情
  
  会议足足开了五个半钟头,从19日晚八点半开始,到结束时已是次日凌晨二时了。会议结束时,照例一一握手。我把周恩来的手紧紧握住,努力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一些表示。可是周恩来的脸变得没有任何表情。我能够理解,在这种场合,周恩来是绝不会、也不能流露他的真实情感的。但是,向来表情丰富的他的脸变成这样没有表情,也传达出某种信息。
  这次会议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能够从近距离观察这几个高层领导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这以前,我是把江青同张春桥、姚文元两个人分开的,只是觉得张、姚不好,而江青大概是受他们包围。我还以为,毛泽东是信任周恩来的,他们之间是完全一致的。这次会后,我才知道我过去错了。
  这次会议“端正”了人民日报社的斗争大方向:不批林了,要批“一股邪气,一股势力”。首当其冲的是我和胡绩伟,还有理论部。一场暴风雨到来了……
  这次会后,我除了参加整理会议的记录,做检讨,接受批判以外,暂时还回到北京军区开会,因为那里的会议还没有开完。
  12月28日凌晨二时,我在睡梦中被叫醒了,是纪登奎要找我谈话。他似乎也习惯于夜间工作,刚刚吃完夜餐。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对我很客气。他说19日那次政治局会议他没有参加,因为他有个外事活动。他对我的谈话,有几句我是记下来了的:
  “我读过你的文章(桌子的哲学),部队推荐过。主席17日接见我们,还谈到了你,说‘我认识这个同志’。你知道吗?不知道?那我就不对你说了,因为中央也没有叫我同你谈。不过主席是很器重你的。”
  实际上,纪登奎已经在前一天的会上透露了毛泽东17日对政治局成员谈话的精神了。现在许多书上叙述毛泽东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还说: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是根据姚文元当时作的笔记,比较简单。我听到的纪登奎的传达要多一些,讲了两个问题,大意是:一个形势问题。林彪事件后,部队有些灰溜溜。当前形势是一团漆黑,还是略有光明?另一个是批林问题,林彪路线是极右。在这里说到,收到王若水同志一封信,我知道他,他写过《桌子的哲学》。他在信中提出批极左思潮,我看也并不高明嘛!
  “并不高明”这个话,同“器重”显然是不一致的。我知道毛泽东对我有好评,但那是过去的事了。纪登奎大概不知道18日那晚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具体情况,否则也许他不会对我这样说话。
  后来外面传说,毛泽东对我的信有一段批示,大意说,《桌子的哲学》的作者并不高明。据我所知,这就是毛泽东17日讲话的内容,并不是批示。毛泽东在我的信上大概只批了“请政治局办”几个字。毛泽东已经肯定了要批右这条原则,但“并不高明”这个批评,并不是那么严厉的。政治局如何办,是有颇大机动余地的。周恩来显然是想按照“并不高明”四个字的字面意义,说我是认识问题。然而江、张、姚却想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他们这样做也不是毫无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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