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5期
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
作者：王若水
方面否定党的路线的话。最后我说，对于这些问题，我还要好好想通。
江青放炮
接着江青讲话。她一开口，就放炮了：
“你组织的这篇文章的矛头是对着群众。《人民日报》这篇文章，鬼标题可长了。我也勉强看完了。(下面她提高了嗓门)这不是对着林彪，是对着群众!我对人民日报的事情不大清楚。我有一个感觉，这封信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对中央起着挑拨作用，我看了以后很不高兴。拿着总理在某一个场合某一个问题上讲的话来加以利用。林彪的路线，右到叛国了。至于他在某一时间、某一事情上利用极左思潮，实质上也是极右。你这封信，好像春桥、文元同志跟总理闹别扭，我认为过分了。全篇不是很讲理的。都在中央工作，怎么可以把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常委对立起来呢?还提到现在形势好像《海瑞罢官》，会是《海瑞罢官》那种形势吗?我今天还收到一封信，是理论部部分同志写的。我还突然收到几个口袋，都是对鲁瑛进行人身攻击。我当然不是说你这个同志(指鲁瑛)没有缺点。我也有官僚主义，没有看。”
姚文元插话：“有些信那样写，把一个人的缺点收罗在一起，简直少有，只有黄色小报才那样写。”
这时，周恩来也作了插话。由于我再次提到《红旗》11期的文章，他叫秘书把这一期《红旗》拿来翻阅了一下，说：“无政府主义那篇文章，矛头不是对着林彪的本质问题。《红旗》11期这篇文章，提到刘少奇提倡奴隶主义，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那样说可以。当然不一定这样分类，好像一个代表‘左’，一个代表右，但总的观点是对的。”
这里周恩来作了一点巧妙的反击。他引用了姚文元主管的《红旗》杂志上说的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的话，说这是可以的。这里肯定了《红旗》，但同时实际上也肯定了《人民日报》(《红旗》可以这样说，别人就不行吗)。周恩来接着说，不一定要把林彪作为“左”的代表；这又是对《红旗》的纠正。但这里周恩来是用姚文元批评《人民日报》的标准，转过来用到姚文元主管的《红旗》杂志上。就算江、张、姚对别人的批评是正确的，难道他们自己就是“一贯正确”吗?周恩来这样说，叫姚文元哑口无言。
然而，周恩来所能做的仅此而已。在毛泽东表态以后，他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江青的讲话突然提高了调子，这显然使周恩来感到意外。周恩来讲话的调子是温和的，江青却提高了嗓门。周恩来说我的错误是认识问题，江青却断定我心怀叵测。本来，这次接见怎样对我们谈，在接见我们之前的小会上应该是商量好的，统一了口径的；江青这样一讲，气氛突然紧张起来了。她批评我把中央领导人对立起来，可是她又用自己的发言显示了和周恩来的不一致。在以后的发言中，周恩来为了掩盖这种分歧，不得不用插话来做些弥补，并把调子提上去了。然而如果加以注意，就会发现其间仍有微妙的区别。
当时我所不知道的是，在我写信的第二天(12月6日)，毛泽东就约见江青，要她将我的信转给周、张、姚等，由他们一起找我谈话。当日，江青就将我的信转交了。关于谈话的事，江青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12月15、16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我的信和对批极左问题的认识。12月17日，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到毛泽东处开会。毛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说：“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样看来，“统一口径”的会，不但开过，而且不止一次。可是江青还是蓄意在会上造成“各说各的”局面，陷周恩来于被动。
张、姚的表演
江青讲完，张春桥、姚文元都表示：“同意总理意见，同意江青同志意见。”好像周恩来和江青的意见是相同的，实际上他们只是同意江青的意见。
姚文元讲了一些话，都是即兴式的插话。他把身子埋在沙发里，一条腿跷得高高的，搁在沙发扶手上，一副得意忘形的神情，好像说：“你们拥护周恩来，告我们的状啊!好吧，看谁胜利了?”
张春桥则接过江青的话加以发挥，语调很严厉：“怎么能设想工农兵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呢?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意见大了，觉得受了侮辱。我为了维护党中央机关报的威信，一句话都不敢说。”
张春桥在撒谎。粉碎“四人帮”后，据揭发，参加座谈的工人本来不觉得龙岩的文章有什么问题，但他们被告知：“春桥同志看了这篇文章，觉得不好，认为‘不要以为《人民日报》登的都是定论，这一篇就可以讨论’。”发言者是根据事先定的调子讲的。
张春桥接着讲：“一方面说，无政府主义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方面怎么能说群众搞无政府主义?我说非要反面教员教育不成。叫敌人抓住了!怎么能说千千万万的工农群众是无政府主义?怎么能说他们是林彪的反革命工具?这是极右的思想!”
今天看来，我所编发的龙岩文章是有缺点的，但并不是如张春桥批评的那样。龙岩文章并没有说工农群众是林彪的反革命工具，而是说无政府主义是这样的工具。张春桥说被“敌人”抓住了，指的是外电。他是把西方记者都当作敌人的。这种事本来是常有的，不足为奇。即使要追究，也不能怪《人民日报》，而应当怪张、姚自己。《人民日报》的文章发表于前，《红旗》的文章发表于后。张、姚对《人民日报》文章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明说，叫《人民日报》再发表一篇文章，进行纠正就是了。他们不这样做，却通过《红旗》来公开唱对台戏，这才被“敌人”抓住的。周恩来说党报党刊要通气，正是指这一点。
对于我提到的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文件，张春桥这样回答：“四川文件主要是纠正梁兴初批极左，转移大方向。为了照顾批极左的同志，才说了那样几句。如同你在总理和文元同志之前找空子是不行的一样，在中央文件中找也是不行的。你这个人真有意思，从中央文件找根据，从总理找根据。”
在周恩来讲话时，我已意识到，我在信中引用周恩来的话，是捅了漏子了。因此，我在汇报时，就多次援引中央文件。我没有想到，张春桥会说出这样的话。从总理找根据不行，从中央文件找根据也不行吗?批“左”还是批右既然是大方向问题，当然也是原则问题，原则问题能够“照顾”吗?中央文件能够为了“照顾”一些人而牺牲原则吗?况且，我怎么知道那几句话是“照顾”性的呢?既然可以照顾别人，那么为什么对我又如此不能容忍呢?
后来我才悟到，张春桥是有一个最高权威作根据的；和这个最高权威相比，周恩来和中央文件就根本不算什么了。
“我跟冷西、鲁瑛有次交换意见，说批‘精神万能论’值得研究。我是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的。还有‘唯意志论’，是苏联骂我们的，我们为什么用这个词?‘空头政治’也值得研究；‘五七一工程’是反革命政治嘛!……”
张春桥的这些论点，正是我在信中批评的，但张春桥下面的话使我的心打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