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5期
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
作者：王若水
民日报的同志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听听工农意见。到上海去听听，上海工人硬是敢提意见。”“生产搞不好，主要是阶级斗争，班子不团结，不是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最后投靠苏修是极右。”
这些话已经很明确了，但我仍然不为所动。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毛泽东会在那样的时刻，把反右作为重点。1959年庐山会议把纠“左”变为反右，给当时“左”的做法火上加油，接着而来的是三年灾难。这个教训太惨重了，毛泽东怎么能不接受呢?!
周恩来的讲话
12月19日晚，我还在北京军区开会，一个电话把我叫回报社。随后，鲁瑛、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吴冷西和我坐一辆小轿车，直奔人大会堂。谁也不知有什么事。就身份说，四人之中唯有我的被召有些特殊。鲁瑛也许作了某种猜想，拍拍我的肩膀说：“若水同志呀，以后报纸的工作你要多发挥作用啊!”
到了人民大会堂，汪东兴先招呼我们在江西厅坐下等待。原定八点开会，推迟了。到八点半，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从隔壁房间走出来了。看样子他们是刚刚商量完毕。握手时，周恩来是很亲切从容的样子，江、张、姚三人却面带愠色。但此刻我还猜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汪东兴虽然也是政治局委员，却不时跑出跑进，做些照料，自始至终很少讲话。
沙发摆成一圈。坐在周恩来左边的是江、张、姚三人，我坐在周的右侧。当时我没想这种坐法有什么意义；后来才悟到，这三个“左派”永远是要坐在周恩来左边的，这意味着坐在周右边的人是右派。
正式开会前，周恩来和我交谈了几句，问我是哪个大学的，什么时候参加革命，有没有去解放区，是哪个解放区，等等。我虽然是第一次和这个我所敬仰的伟人谈话，却毫无紧张之感。他面色红润，看上去很健康——我还不知道，这时他已身患癌症了。
会议开始。周恩来作为主持人，第一个讲话。他说：“收到了你的信，主席批给我们办。”还有理论部和其他人的，“都联系到你所提的问题，就是‘左’和右的问题”。
这时我才注意到，江青前面的茶几上放着一叠信。我仿佛看到我的信就摊开在那里。张春桥、姚文元也拿着几封信翻来翻去。糟糕!我的信怎么落到了他们手里!
接着周恩来讲了下面这一番话：
王若水同志听到8月1日我讲极左思潮要批透，那是指外交政策，还有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不是讲林彪的整个路线。林彪叛党叛国，那是极右了。中央报刊上曾经指出过极左思潮，《红旗》11期也提过，但我们没把林彪定性为“左”。至于表现形式，也有形“左”实右。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同志。当然群众中有极左思潮，他来利用，到后期就右得很。
党报和党刊应该一致，否则敌人就利用，把党报和党刊——《人民日报》和《红旗》对立起来。只要我们有一点不同，他们马上抓住。《人民日报》批判无政府主义这篇文章，我看了一遍，是王若水的信来了以后才看的，觉得文章是错误的，因为理论上没有说清楚，联系实际也不恰当。把林彪说成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也不对；林彪也有他自己的政府嘛!一个时候，群众中有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是个别的。有些地方说批林就是批极左思潮，这就批错了，批到群众头上了。不能把群众中的一些自由主义说成是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现在批林是批林彪的反革命，揭露他，这是批判的主要矛头。
《红旗》和人民日报相互之间，交换意见，互相切磋勉励，只有好处。
现在人民日报好像有几个对垒似的。国际部、理论部都给我写信，又不是原则争论，都集中力量攻鲁瑛同志，我们觉得不妥当。鲁瑛同志是上海解放日报来的，当时唐平铸倒了，他在困难条件下主持报纸，上面还有陈伯达干涉。如说鲁瑛同志弱一些，可以这样说，但还是好同志嘛。人民日报的遭遇也复杂。现在要建立一个领导小组，议论很多，表现有些争权。
兄弟报纸要互相帮助。文汇报提点意见，是在内部刊物上嘛!文汇报反映情况是应该的。彼此应该互相切磋，双方可以交换意见。
以上是周恩来讲话的主要内容。我摘的都是他的原话，只是略去了不重要的或没有直接关系的部分。在50年代，我曾有机会直接听到周恩来作报告，当时他的讲话酌逻辑力量和有魅力的风度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就在十个月以前，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和周恩来作了长时间的会谈。后来尼克松在《领导人》一书中对周恩来作了很高的评价，说他“讲话逻辑性很强，并且热切和具有说服力”。然而这一次，我对周恩来的讲话却没有这种印象。他讲得很长，至少一个钟头，内容有些散乱。我想，他可能是有意铺得很开，冲淡主题。我还感到有时句子不完整，有时语气不连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可以理解，总理是在说违心的话。许多话显然不是他的意思。他不能不批评，但他仍想保护我。他说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志，这是主动承担了责任。其实，他本来没有任何责任，因为他是正确的；如果有责任的话，也绝不是他一个人的。毛泽东说过要反“左”，中央文件说过要反“左”。即使张春桥、姚文元，在8月8日的讲话中也说：不能“把批林、批陈同批极左思潮和抓‘五一六’对立起来”，“批林批够了，极左思潮也解决了”。然而江、张、姚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自我批评的话，反而装出一副“一贯正确”的样子。
周恩来讲完，说“我开个头，你们三位讲吧”。江、张、姚三人都不讲，张春桥要报社的人讲。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先汇报。接着鲁瑛汇报，他的话几次被周恩来打断。当鲁瑛说到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遇到“左”的字样就删时，周恩来打断说：“那也不是办法，如果实际上是极左也不能删。”
轮到我讲了。我说，今天中央首长的讲话明确了要反右，这一点是我过去不明确的。林彪叛国投敌，实质是右的，这一点大家容易理解，龙岩文章上也有这样的话。但林彪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极左，也就是形“左”实右。从实际工作来说，“左”右两方面的干扰都有，这是大家承认的，问题是哪个方面是主要的。我想“左”是主要的，所以总理在“八一讲话”中讲到要批“左”，我就按自己的意思来理解了。实际上，我的想法并不是在听到总理讲话以后才产生的。早在1967年，王力、关锋垮台和清查“五一六”时，就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的口号，包括反对无政府主义。毛主席也作过这样的指示。一直到这次批林整风的文件中，也多次强调这一点。
我翻开了笔记本，念了1972年第31号中央文件(关于四川的批林整风问题)上的一句话：“‘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总头子就是林彪，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还是林彪。”我说，就实质说，“五一六”和林彪都是极右，但他们都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既然林彪是总根子，我就以为这样批是可以的。我还再次提到《红旗》11期上说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从“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