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5期
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
作者：王若水
据。我在信中批极左思潮，是表示我同意周总理的指示。毛泽东直接批评的是我，间接批评的是谁呢?
本来已经很“左”了，却仍在反右。这样的事建国后发生过多次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后来我才省悟，批“左”会产生一连串问题：如果林彪路线是极左，那么有没有一条与之对立的正确路线呢?这两条路线是如何斗争的呢?“九大”是哪条路线的胜利呢?这样一来，事情不就麻烦了么?如果说毛泽东也有这样的担忧，是不奇怪的。
从这次事件后，周恩来就不再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了。接着，1973年人民日报社展开了一场批判以王若水和胡绩伟为代表的“一股邪气，一股势力”的运动。其声势之大，时间之长，是报社历史上空前的。我想，区区我这样的干部，值得这样大动干戈吗?他们明里是批我，暗里是批谁呢?
这时。我已预见到周恩来的前途多舛了。
“评法批儒”的先声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次毛泽东在听取姚文元汇报人民日报情况时，追述了他在1957年对人民日报编委会的一次谈话，说他当时讲过汉宣帝批评太子刘爽的故事。毛泽东说：看来他们没有听进去，或者没有听懂。
姚文元叫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把毛泽东1957年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给他。当年聆听过那次谈话并仍然健在的人有四个：胡绩伟、王揖、袁水拍、王若水。我们在一起回忆谈话的内容。
那是在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召见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当时我不是编委，因毛泽东点名叫我去，所以也忝居末座)，当众批评邓拓。那是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宣传的事。毛泽东在那次接见中发了很大的脾气，批评邓拓“专唱反调”，“死人办报”。在狠狠批评了一通邓拓以后，他又对着几个副总编辑说：“难道你们都同意他(指邓拓)吗?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要敢于给邓拓提意见，顶多撤职。为什么一点风都不透，没有一个人写信给中央报告情况?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大概邓拓有德，你们不忍心反对他。……”
毛泽东说到西汉后期几个皇帝：“元、成、哀、平”，一个不如一个。然后转过脸对邓拓说：“我看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当时我们都很惊讶，不知毛怎么冒出这样一句话。我看他满屋是线装书，床上也是一大堆，大概是读得入迷了，看到邓拓有君子作风，就想起刘爽。
虽然时隔十五年，但因为是毛泽东的谈话，印象还很深。毛在这次确实讲到了汉元帝(即刘爽)，但我们四人都不记得毛泽东当年讲过汉宣帝批评他的故事。看来是毛泽东自己记错了。
汉元帝即刘爽，他“柔仁好儒”。毛泽东讲的那个故事见之于《汉书·元帝纪》。毛泽东说：“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从元帝开始，每况愈下。元帝‘牵制文义，优柔不断’。”刘爽做太子时，看到“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叽辞语为罪而诛”，有一次吃饭时说他父亲“持刑太深”，建议宣帝用儒生。宣帝变了脸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宣帝批评了一通儒生的无用，说：“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说完叹了口气：“乱我家者，太子也!”(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讲话记录是我在1973年根据在场的人的回忆整理的。整理稿上本来没有宣帝批评太子的故事，是后来有的同志建议：索性顺着毛主席的意思，把这个故事加上去。这才在定稿时添上。稿子的另一处修改是删去了毛泽东当时表扬我的话。)
毛泽东有没有讲过这个故事，并不重要，反正他两次提到了汉元帝；重要的是他自己从这个故事中悟到了什么，他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
刘爽的立场是儒家，而宣帝对他的批评是法家观点。刑名之学属于法家。刘爽认为他父亲“持刑太深”，是因为采用了法家的“以刑名绳下”的办法，所以建议他用儒生。在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上，儒家和法家的争论很激烈。一个重要争论点，就是儒家讲“王道”，强调仁义教化，而法家讲“霸道”，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主张用严刑重罚治国。
据史书载，汉宣帝对太子刘爽这一次讲的话如此老大不高兴和忧心忡忡，以至于从此对太子疏远而喜欢好法律的次子刘钦，甚至一度有意改立刘钦为太子。毛泽东讲这个故事，是意味深长的。
然而刘爽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建议的呢?
宣帝在晚期滥杀好人。被杀的或是能臣，或是贤人，不过是讲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就惨遭杀身之祸；其中震动最大的是杀大臣盖宽饶和杨恽。
盖宽饶是司隶校尉，此人是清官，生活朴素，只因性情耿直，得罪了许多人，又多次冒犯皇帝。当时宣帝正用刑法，信任宦官。盖宽饶上书反对，讲了一套儒家的道理。宣帝恼火了，下令逮捕。盖宽饶用佩刀自刎，百姓无不痛惜。
杨恽的父亲当过宰相，他本人是个廉洁无私的人，但也积了不少怨仇。有人向皇帝打小报告，说杨曾经说过“正派的人未必有好下场”等对皇帝不敬的话。于是杨恽被贬为平民。回到家乡后，他没有闭门思过，做出一副惶恐可怜的样子，反而大兴土木，广交宾客，毫不收敛。这就犯了忌。朋友写信劝他，杨恽回信说：“我自问罪过很大，行为也有欠缺，决心当一辈子农夫，所以带着妻子儿女种田。现在我受到惩罚满三年了，自己过过快活日子，也不图富贵了，不知道有何不可?”有人上书，说杨恽不知悔改。宣帝交廷尉查办。搜家时，查到了这封信稿。于是杨恽被判大逆不道，腰斩。
这两件事，前一件事发生在纪元前60年，刘爽十八岁；后一件事发生在纪元前54年，刘爽二十四岁；显然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刘爽是在杨恽被杀的第二年对宣帝提意见的，这就是他说话的背景。盖宽饶、杨恽都是有德的人，不过是小小的冒犯了皇帝的尊严，宣帝就容纳不下，非要置于死地，也难怪刘爽要说一句“持刑太深”了。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是宣帝告诉儿子的统治秘诀。其实，这不仅是“汉家制度”，以后各个朝代，莫不如此；口头上是尊儒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实际上使用严刑峻法，所谓“阳儒阴法”是也。专制君主并不在乎哪一家，他只拣其中对他有用和他所喜欢的来实行。平心而论，法家并不是只要刑罚，而是要有赏有罚；刑罚也不是越重越好，而是要公平。所谓刑名，就是循名责实，而定赏罚。刑罚的目的是消灭犯罪，“以刑去刑”，而不是“残民以逞”。所以，不当罪而诛，是违反法家精神的。儒家希望君主行仁义，法家希望君主依法办事，但在专制制度下，儒家和法家的理想都是不能实现的，他们只不过是王朝统治的两种互相补充的工具而已。
毛泽东对宣帝批评太子的话很欣赏，可是对汉宣帝的枉杀良臣，他却没有任何批评的表示。在他眼中，谁不满意“文化大革命”，谁就是“是古非今”；谁不赞成“阶级斗争为纲”，谁就是纯粹讲“王道”。1972年批评我的信，矛头直指周恩来；这和1957年骂邓拓，是一脉相承的。1972年这件事，可以说是1974年“评法批儒”的先声。毛泽东不让周恩来做继承人，固然可以说是因为周恩来已患恶疾，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担心周恩来将会纠正“文革”的错误。周恩来不是儒家，他也不是像汉元帝那样无决断力的人，但他内心深处倾向温和路线，这样，他不为毛泽东所喜欢，就是自然的了。
1988年3月周恩来九十诞辰前夕脱稿
1998年4月修改补充，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