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2期
国企改革为何如此艰难
作者：邱 路
又差不多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才逐步实现了从传统的单一国家所有制的理论，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理论的转变。从1993年到1997年，我们又差不多花了将近5年的时间，才基本上实现了从传统的单一公有制理论，前进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理论转变。
同1978年相比，我国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早已是今非昔比了。从1978年到现在，就工业总产值来说，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已从77．6％下降为26．5％，集体企业则已从22．4％上升为40．5％，个体企业从0发展到15．9％，其他经济(包括私人、外资、三资、合资企业)也从0发展到17．1％。从商品零售总额来：看，国有商业所占比重也已从90．5％下降到24．3％，集体商业则从7．4％增长到18．2％，个体商业更是从2．1％增长到了33．4％，私人、外资、合资等商业则从O增长到了24．1％。按国内生产总值来计算，国有部分的比重也已从60％左右下降到三分之一左右，即下降了将近一半。正因为如此，在党的十五大前夕，一些同志曾经耽心：国有经济的比重是不是降得太多了?对此，江泽民同志讲得很明确：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是体现在控制力上，体现在国有经济对于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要占支配地位上。
弄清楚国有经济，即国有企业所占地位问题，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至关重要。过去对国有企业改革之所以谨小慎微，如履薄冰，不敢越雷池半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有人会给主张改革者扣上削弱公有制、违背社会主义的大帽子。改革开放进行到今天，市场竞争本身已经按照优胜劣汰的规律，将大批效益太差的国有企业淘汰出局，可以说，国有企业已经不是要不要进行改革的问题；国企改革已成为牵动整个经济大局，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了。但是，我们依然面临着许多理论上和观念上的难题。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国有经济的比重是否越大越好?换句话说，能不能用一个简单的量化的概念来确定社会的性质?再讲得明白一点，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的标志究竟是什么?能不能以国有经济比重的大小来划线?
将中俄两国的所有制结构略做一点比较是有趣的。1996年底，俄罗斯宣布完成了“私有化”。而它当时的所有制结构是，国有经济占28％，集体经济占44％，私有经济占28％。这个比例就很像我们今天的情况：国有经济占30％多，集体经济近40％，私有经济不到30％。很明显，仅仅以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多少来衡量公有制是不是占主体地位，和是不是社会主义，已经不够了。事实上，我们的国有企业如果不进行大刀阔斧的、带根本性的改革，我们的政府机构改革如果不相应地跟上国企改革的步伐，我国国有经济的比重还将继续下降。这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已经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客观趋势了。如果我们的认识继续停留在原来的水平，非要靠国家财政力量或国家银行去保持国有企业的比重不下降，将来的后果就不止是国有企业保得住保不住的问题；搞不好，整个国民经济都可能被拖垮，甚至引起某种意想不到的经济和社会动荡。
邱：能不能说，国有企业改革目前已经严重滞后，拖了整个经济改革的后腿?而国企改革的滞后，很大程度上又是我们在意识形态上某些传统理论和观念的束缚所致?回顾这些年来的改革，无论是所有制问题，还是市场经济问题，包括您今天谈到的国有经济的比重问题等等，几乎每一步改革都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争论和几次反复，才能最终冲破传统理论观念的束缚而有所前进。我们不大理解，公有制对于我们来说，究竟应当是目标呢，还是应当只是争取实现人的解放和幸福的一种手段呢?“文革”时那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观点早已成为笑谈，可是今天好像还有人停留在同样的水平上，实际上是在主张为“公有制”而搞公有制。他们自以为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可是马克思从来都是主张“共同拥有财产”即共产，何尝提倡过“公有”?在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里，更不存在所谓的“国家所有制”。我们今天怎么能够简单地拿国有经济比重的多少来判定是不是社会主义呢?
杨：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国际上已经争论了上百年，国内也争论几十年了。邓小平曾明确讲过，我们现在对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没有弄清楚，恐怕一下子也不容易弄清楚，至少是大家的思想不容易很快统一起来。因此，我们就应该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思考，来办事，一切都从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出发，而不要拿太多的条条框框来限制和否定各种改革的思路和尝试，以致堵死了自己前进的道路。
说到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现在恐怕已至少晚了10年时间。这确实与思想上不解放有关。有人把今天国有企业越来越困难，所占比重越来越小，说成是改革造成的，其实恰恰相反：完全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太滞后了，才有今天这种极端困难的局面。实际上，从1956年我们过早地搞了国有化以后，国有企业的投入产出比就一直在下降，至今每生产100元工业总产值，只能增加不到25％的新价值，其他都消耗掉了。这个增值率，比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低得多。而我们的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其产值增值率却差不多都能基本达到国际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经济环境都在变化，国有企业改革却因为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而始终停留在让利放权等“小打小闹”的水平上，越来越难以适应国内外的经济环境，这才造成了“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的可悲局面。10年以前，国有企业在我国工业总产值中至少还占有50％的比重，平均负债率不到50％，日子过得还不算太困难，亏损面不到20％。如果当时我们的思想解放一些，锐意深化改革，国有工业产值的比重肯定不会降到如今这四分之一的水平，也不至于出现今天这样严重的困难。
现在国有企业亏损面还在扩大，一年的亏损金额已经从80年代中期的几十个亿，上升到1997年的几百个亿。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有企业可以说完全在靠银行贷款过日子，1994年的实际负债率已经上升到80％以上。1995年，国家对全国30．2万户国有企业搞了一次清产核资，结果扣除所占国有土地的价值不计，它们实际拥有的国有资产总量与负债额基本相等；也就是说，它们虽然名义上还叫国有企业，但是，国家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没有资产可言了。何况这些企业现有的资产，绝大部分都是机器、厂房、产品等实物，即使拍卖也未必能卖出相应的价钱，因此其所欠银行的贷款，相当部分实际上已经成了收不回来的呆账和坏账。考虑到银行的钱90％以上都是广大城乡居民辛辛苦苦的储蓄和企事业单位等的存款，到期是必须支付本息的。如果继续这样硬撑下去，不顾一切地维持那些明明已经连利息也付不起了的国有企业，使银行的大量贷款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