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2期
国企改革为何如此艰难
作者：邱 路
回来，以致资金支付困难，那就势必造成整个金融的危机。从东南亚各国近年发生严重金融危机的教训看，这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与警惕。
反正是国家出钱，养企业不如养人
邱：您最近提出当前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应采取某些应急措施，能否请您具体解释一下这个想法。
杨：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的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但有些问题正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是比较严峻的。在我看来，当前最主要的几个问题是：第一，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第二，国有企业效益太差。第三，就业压力很大。第四，存在着潜在的金融风险。而在这四个问题当中，最要害的还是国有企业问题。只要国有企业改革搞好了，效益真正好转了，其他问题都可以好转。
为什么这样说呢?比如，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是因为国家的资源特别是资金，现在70％都被国有企业占用了，但它们创造的财富却只有30％多一点，当年新增部分才只占20％，最多只占整个经济增长的1—2个百分点，创造不了更多的供给，也创造不出更多的需求。因为它提供的增加值很少，国家的财政税收就上不去，新的需求也出不来。同时，它也，提供不了更多的工资、奖金，有的连基本工资都发不出，需求怎么上得去；职工需求上不去，城市需求就上不去；城市需求上不去，农副产品增加了也卖不上好价钱；农民增产不增收，农民的需求也上不去。这是一个非良性循环的严重问题。
就业问题与国有企业的效益也关系密切。如果国有企业的效益好些，给国家提供的财政税收多些，建设规模就可以大一些，增加就业机会就多一些；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本身开工率高一些，职工下岗也就会少一些，政府和社会的压力也就小一些。
金融问题与国有企业更是直接相关。因为银行现在的不良贷款，90％以上都是国有企业造成的。国有企业效益好了，偿还贷款的能力增强了，金融的风险也就减少了。
因此，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国有企业。不抓紧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都会产生严重不良影响。
但问题是，国有企业的效益低下，并非一朝一夕造成的。上面谈到的几方面问题，也都不是短时期能够解决的。我们在宣传上总是说“国有企业效益正在提高”或“正在好转”，给人一种好像还不错的印象。实际上，说“好转”，往往只是根据一个指标，如1997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比1996年增加了大约100亿元。但搞宣传的同志显然不了解，在此期间，光是由于银行降息(1996年底一次，1997年两次)，国企的利息支出就减少了至少1000亿。一边是利润增加100亿，一边是利息少支出1000亿，你说国有企业的真实效益是提高了，还是进一步降低了呢?
去年国有企业的情况可以说更加严重。仅上半年它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按金额计算，大体上就相当于去年的大水灾。这场水灾造成的损失，根据温家宝同志的报告，大约是1666亿。而国有企业造成的损失呢，亏损是560亿，欠四大专业银行的利息增加了1200亿，增加互相拖欠款1500亿，产成品库存增加近400亿。这后三笔加在一起，就达到3100亿。乐观一些，只算三分之一收不回来，也还有1000亿；再加上亏损的560亿，就是1500—1600亿，基本上等于去年水灾的损失。但这场大水灾，长江是百年一遇，嫩江是前所未有，而国有企业不过半年就造成了这样的损失!年复一年地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呢?
中国的经济改革要想健康发展，不造成大的不稳定和社会动荡，必须依靠国有企业的改革。但是，我们上面已经讲到，20年来的国企改革，除个别企业外，总体上没有取得大的成效。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的报告，对这方面的问题在理论上讲得比较清楚了，方法上也指出了两条路：一是调整完善所有制结构；一是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搞制度创新。可是，从一年多来的情况看，真正推进的难度还是很大。再拖下去，只需几年时间，不但大批国有。企业将难以生存，整个国家经济也将难以承受。按照目前情况，即使方方面面齐心协力，辛辛苦苦，经济每年增长8％，社会财富也只能增加6000亿左右。光是国有企业每年就给你损失一千多甚至两千个亿，国民经济还能顺利运转吗?
因此，我考虑，在许多观念问题、权益问题还没有办法马上解决的情况下，对国有企业改革不妨从长计议，进一步做深入细致的研究。近期可以采取应急措施，按照60年代初的调整办法，区别不同情况，对国有企业进行一次关停并转。即把那些长期亏损、资不低债、没有效益、扭亏无望、技术落后、设备陈旧、已经没有发展前途的企业，下决心关掉。但不叫破产，因为破产的后续问题很多，很难一下子摆子。只是关掉，什么问题都暂不处理，银行贷款也先挂账，职工按月发生活费养起来。如果下决心关掉包括1000万职工的企业，每人300元／月，一年的代价是360亿，我们完全负担得起。这样做，不仅可以大大减少国家的损失，而且可以使国有企业的总体效益相应提高，三年内大部分走出困境的目标也有可能达到，因为大部分效益不好和亏损的企业被关掉了。据社科院统计，现在国有小企业有上10万家，负债率超过120％，亏损面超过80％，不下决心关掉一批，整个经济形势就难以好转。
对于关与不关的利弊比较，我在前些年治理整顿期间进行过一些调查。比如1989年前，唐山自行车厂因为产品销不出去，关掉了，每人发生活费150／月，一共30万元就够了。“六·四”以后怕职工在外面不稳定，又都请回来，还是不开工，只是组织学习，打扫卫生。就这样，企业每月至少也要花60万元，因为各种费用都上去了。如果继续贷款生产卖不出去的产品，大量增加库存，那浪费就更严重了。这笔账很容易算，反正都是国家出钱，养企业不如养人。
把这样的企业关掉，还可以促使职工赶快去找别的门路。现在这些企业的职工都在那里等和靠，有时甚至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如果把没有前途的企业关了，职工回了家每月还能拿到300元的生活费，这不仅比现在好多国有企业拿不到工资好得多，比现在进人再就业中心每月得到的最低生活补助费还要高，职工一般都会满意的。
当然，这只是一种应急的办法。根本上还必须解放思想，认真研究一套既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又切实有效的改革措施。核心还是要搞制度创新，要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和两权分离的问题。我相信，经过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人们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应该有决心也有信心，既迅速关停并转一批严重亏损的企业，扭转现在的被动局面，同时又从根本上实现理论上的突破和观念上的创新，从而彻底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
邱：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