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2期


国企改革为何如此艰难

作者:邱 路




  邱路(以下简称邱):去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经济工作会议。会议认为当前的经济形势比较严峻,并特别强调了国有企业效益持续滑坡的问题。本刊1997年第6期曾发表您关于国企改革曲折过程的谈话,不久前我们又从《中国工商时报》的报道中,看到您提出对国企改革需要采取一些应急措施。我们想进一步了解一下,从党的十五大提出国企改革的新思路以来,已经过了一年多时间,国企改革仍然举步维艰,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杨启先(以下简称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很多,其中许多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有不少问题我们上次已经谈到,像企业自主权问题,外部环境问题,管理水平问题,政策配套问题,等等。但国有企业改革到底为何如此艰难,我看关键还在以下三个方面。概括地说,就是历史包袱沉重,权力利益不清,观念更新困难。
  
  国企改革包袱沉重,举步维艰
  
  包袱沉重,这一点大家容易了解。我国的国有企业,从来就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高形式,只能生,不能死。工人名义上是企业的当然主人,又只能进,不能出。在计 划经济体制下面,工人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政府把国有企业当成解决大量城镇劳动人口就业的最重要的载体,甚至有所谓“谁家的孩子谁往回抱”的理论,结果是所有国有企业差不多都人满为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农村改革抓得较早,国有企业改革长期滞后,结果20年来国企职工总的说不是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至少增加了50%以上。职工的工资总额和年平均工资,从1978年到1997年也都提高了1.0倍以上。一方面大量增加职工,一方面大幅提高工资,如果生产效益能够相应提高也问题不大,但我们的多数国有企业,许多年来效益效率始终不高,有的还一直在下降。
  国有企业的高投入、低产出、效益差是个老问题。从我们实行国有化以后的1957年算起,到改革开放开始的1978年,国有企业每占用1元钱的固定资产净值和流动资金,所可能增加的生产总值和净值,1957年分别为1.36元和0.62元,21年后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分别下降到了0.87元和O.32元,即分别下降了36%和48%。改革开放以后,情况也并没有好转。1996年我们对国有企业进行过一次普查,从公布的数字看,从1985到1995这10年间,国有工业产值中的增值率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从36%降到了24%,10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仅此一笔,以国有工业产值共3万亿元计算,每年少增加社会财富就有3600亿元之多。要知道,国有经济占用着国家和社会的大部分资源,包括全国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的70%左右,而它能够为国家创造的财富,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只有三分之一左右;按当年新增部分计算,只有不到20%。其效益之低,损失浪费之大,可以说已经到了十分惊人的地步。
  国有企业:劳动效率差的问题也是一样。记得我曾以钢铁、石油等方面的生产为例,说明我们的国有企业同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实际上,我们是在用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来干人家两三个人干的事情,成本价格当然要比人家高。加上产品质量不比人家好,怎么去和人家竞争?现在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产品没有竞争力,企业就难以生存。
  邱:企业人浮于事,企业和政府都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是难以解决呢?现在讲的下岗分流,能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呢?
  杨:下岗分流当然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但也很困难。国有企业冗员太多的问题积累的时间太:长了,许多企业已经被拖垮了,如今要下岗分流的人至少在千万以上。近一年多来,;我们的经济发展由热变冷,许多行业不景气,一下子提供不出太多的新的就业岗位,而我们又没有可能很快地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制度。如果仅仅是让职工:下岗,必要的生活保障跟不上,不论职工还是社会都承受不了。
  邱:关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制度,我们也已经提出多年了,为什么至今仍然进展迟缓呢?
  杨:这也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很大的麻烦。长期以采,我们并不是把国有企业当成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单位和经济实体,而是把它当作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基层政权组织,并且按照小农经济的思路,提倡工农兵学商什么都要干,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什么都要管。结果是把稍大一些的国有企业都办成了一个小社会,学校、医院、商店、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理发店、洗澡堂、职工宿舍等等样样都有。用一些企业自己的话来说,他们除了没有火葬场以外,几乎无所不搞,无所不包。不少企业仅用子各种非生产性单位的人员,就占到职工总数的40一50%。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据我们考察,即使在曾被我们称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前苏联,国有企业举办社会性事业的,也只限于少数远离城市的偏僻地区,或者是有特殊的保密需要,不允许外人进入、也不让里边人随便出来的企业或生产科研基地。我们把企业搞成一个个小社会的最大后遗症,就是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中都没有这部分社会性事业的资金。由于政府和社会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积累,现在一下子要政府去负担这部分欠账的开销,当然负担不起。
  比如大家最关心的医疗保险问题和退休职工的养老金问题,一般各国都有一套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由国家设立专门的社会保障机构,每年按法律规定的一定比例,负责统一收缴积累、保值增值与管理发放,以保证职工的医疗需要与退休生活。这对于维护整个社会的安定与和谐,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我们的企业算是一级基层组织,从“大跃进”时期起,职工就和企业拴在一起。职工退了休,也不能脱离企业,生老病死和公费医疗等都由企业负责到底。在资金支付上,也是现收现付,就是一方面要管退休职工的养老和医疗开支,另一方面在职职工却不需要为自己的医疗和养老交纳任何费用,企业也不预提任何积累。企业的所有税后利润又被国家全部拿走,进人财政预算,用作各种行政事业开支和新建企业的投资,企业和国家都没有把这笔钱留下来。
  从1958年到现在,我们这样搞了差不多40年时间,退休人员越来越多,所有国有企业都背负着这个沉重的包袱。到目前为止,国有企业已经退休的职工占在职职工的比重,全国已经超过四分之一,在上海等老一些的工业城市已经超过40%,有的甚至超过50%。换句话说,就是不少企业现在是两三个在职职工在供养一个退休职工。今天不要说许多企业拖欠退休职工的医药费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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