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2期
肖力与解放军报夺权风暴
作者：园 丁
爸不允许。因此，她经常骑自行车上下班。有一天天下大雪，北风呼号，她要回家。栾保俊说：“你不要骑自行车了，我派车送你回去。”肖力赶紧阻止说：“好叔叔，千万不要派车，爸爸知道是要批评的!”栾保俊把她送到办公大楼门口，看着她骑着自行车消失在风雪里，眼睛禁不住有些湿润，心想：她不愧为毛主席培养的好后代……
钓鱼台的一个不眠之夜
1月12日的夜晚，“1．13事件”在钓鱼台拉开了序幕。
肖力要造反，早在1月在京西煤矿摘调查时，就已经酝酿了。据陪同她一起去调查情况的同志回忆，那时候，她从广播和报纸上获悉《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已经夺权，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她就说：我们回去也造反。公开宣布要造反，则是在1月12日的下午。那时她从京西煤矿调查情况回来，向《快报》的领导小组作汇报。汇报会上，谈到下面已经不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爱看《解放军报》了。肖力说：“我们下去，人家听说是《解放军报》的记者就不感兴趣。”她的看法是：军报已经到了“严重关头”，要改变军报的面貌，“必须起来造反”。
当日晚，肖力组织到京西煤矿一同搞调查的两个人，和她一起议论，起草大字报。实际上主要由她口授。起草完大字报，已是深夜11点，肖力随即拿着大字报底稿，匆匆来到钓鱼台，向江青禀报。
肖力决定要造反，这当然是一件大事。《快报》领导小组当晚开会研究，认为应支持肖力造反。有人建议，此事应该向胡痴报告。胡痴当时经常列席“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临时住在钓鱼台。于是，《快报》领导小组的一班人，于当晚11点钟左右也来到了钓鱼台。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江青和肖力母女之间是怎么谈的，局外人当然不得而知。肖力从江青处出来后，又来到宋琼的办公室(也在钓鱼台)，征求他对大字报的意见。她刚开始给他念大字报底稿，《快报》领导小组的一班人也来了，他们是向胡痴汇报后来跟宋琼告别的，宋琼即向他们示意：“一起听听，提提意见。”大字报可谓“气势磅礴”，罗织了军报党委的三大“罪状”，但没有点胡痴的名，宋琼建议增加一句：“胡痴同志身为党委书记，在这方面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大字报没有点胡痴的名字，看来并非疏忽。那时胡痴正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用。1月初，也就是一周之前，经中央政治局提名，毛泽东批准，任命胡痴为新华社代理社长，同时还兼管解放军报。1月11日，经政治局和军委常委开会审定、毛泽东批准的新的“全军文革”成员名单，胡痴又在其中。再往前看，1966年8月，毛泽东还曾专门接见过唐平铸和胡痴，同他俩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唐平铸原是军报的副总编，随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后，担任了人民日报的代理总编辑。谈话中，毛泽东突然发问：“邓拓、吴冷西都不听话。你们听不听呀?”接着又说：“你们是军队的，可能好些。”弄得他俩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肖力没在大字报上点胡痴的名，可能与这些情况有关。
让我们把镜头再推到钓鱼台这个不平静的夜晚。
时针已经指向了1月13日凌晨1时，宋琼等人还在议论肖力的大字报，忽接江青通知，要胡痴立即到15楼的会议室，有事要谈。宋琼便陪同前往。江青成竹在胸，对胡痴说：“小将们要起来造反，你要坚决支持他们。这是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自己有缺点错误，要主动检讨。”她又说：“军报同《文汇报》不一样，《文汇报》是上海旧市委领导的，军报是林副主席领导的，而林副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所以造反只能在报社内部搞，不能像《文汇报》那样公开在报上搞。”江青在讲这番话的时候，态度还比较平静，声音还算温和，但是讲得斩钉截铁。由此不难看出，江青正是“1．13事件”的幕后指挥者。胡痴听了，当即表态说：“我一定支持他们造反，自己好好检讨。”从这次谈话来看，江青显然还不是要马上打倒胡痴。
从15楼会议室走出来之后，胡痴感到责任重大。他想，凌晨过后，大字报一贴出来，点了四五个社领导的名，万一打趴下了，报纸出不来，他作为代理总编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时候，《快报》领导小组的一班人正好还没有回去，于是就同他们一起商定了一个临时领导小组名单，预备万一出现那种情况，可以有一班人马出来负责报纸出版工作。万万没有想到，一场命运的转折，就在此时此刻降临到他的头上。这个“预防万一”的临时领导小组名单，后来竟变成了“阴谋夺权”的罪证。
三张震惊全社的大字报
1967年1月13日，寒风凛冽。我同往常一样，吃完早饭，就从宿舍向办公楼走去。当时我们的宿舍在西直门内大街，办公楼在平安里。上下班虽然都有班车接送，但因距离并不太远，不少人都乐于安步当车。一是活动筋骨，二是沿街可以看看新贴出来的大字报，从中了解些“文革”的新动向。
这天，我还是不到8点就走到了平安里，在报社大院门口，正碰上刚下夜班的吕梁副总编。他的神态有点怪，神秘地朝我努了努嘴，悄声地说了句：“快看大字报。”
军报的“文化大革命”早在1966年8月就已经正式展开，张贴大字报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吕梁的神态让我感到今天的大字报绝不一般。于是我三步并作两步，迈进了办公大楼。只见一张巨型大字报用绳子悬挂在一楼的大厅正中。《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标题，用了斗大的字，十分醒目。只看这标题，就可以掂量出这张大字报的分量了。
大字报罗织了军报党委的三条“罪状”：
第一条是关于报纸宣传。大字报严厉斥责军报“忠实地执行了刘志坚的‘愚民政策’，把部队和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隔离开来，以部队特殊为借口，放弃阶级斗争阵地，脱离文化大革命、脱离阶级斗争、脱离两条路线斗争，去搞什么正面教育，去宣传学习‘老三篇’，单纯提倡做好人好事。几个月来，没有一篇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社论和文章，在《人民日报》、《红旗》元旦社论提出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时候，作为指导我军全军工作的元旦社论，却依然调子很低，使我军广大干部战士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有的部队就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利用，成为镇压革命群众的工具，有的战士不知道什么是反动路线，看到揭发刘少奇的传单，竟视为‘大逆不道’。”大字报就此提出质问：“这种状态，难道和军报宣传没有关系吗?这样的部队能够自觉地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吗?”
大字报指出：“目前全国发动了对刘邓路线的总攻击，刘邓路线在我军的代表人物刘志坚也已被揪了出来，在毛主席的关怀下，全军文革小组重新改组，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我军军史上光辉的一页。在这种形势下，军报为此发的社论，却是一篇空洞无物毫无热情的官样文章，社论只字不提军队内部存在两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