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嘉庆皇帝:从英明仁圣到一事无成(下)

作者:张宏杰



长直到科长的一整套公章,然后任意虚收、冒支,近十年间,居然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和调查。大清王朝的监督体系这张破网已经烂得形同虚设。还有更可笑的事,湖北财政厅(布政使司)的一个银匠,利用政府官员的糊涂马虎,不断私藏银两,几年下来,居然贪污了五千两之多。
  自从嘉庆亲政开始,黄河几乎年年决口。每年朝廷下拔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四分之一的巨额财政经费用于治河,可是成效甚微。那些治河的官员,每天公然在河督衙门里喝酒唱戏,一桌酒席,居然所费千两。治河经费,大多数都落入了这些官员的腰包。至于治河的工程,则处处偷工减料。应该用麻料的地方,掺杂了大量沙土;应该建造秸垛填石,秸垛建好了,却根本不往里放石头。结果,洪水一来,处处决口。
  嘉庆年间,各地还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大量“编外衙役”或者说“编外警察”充斥基层。各县级部门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临时衙役”,不占编制,不开工资,利用他们处处设卡,到处收费,以弥补财政经费的不足。他们的数量,往往超过正式编制数倍,甚至数十倍。比如直隶省正定县,“编外衙役”多达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钱塘等县,居然更多达一千五六百人。他们横行乡里,巧立名目,一遍遍向农民收取各项税费,如果谁不交,就关入私牢,严刑拷打。他们在城市里勒索小商小贩,经常闹出人命案子,官司一直打到皇帝面前。
  从乾隆晚期开始,有些地方就出现了“财政亏空”。即地方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不得不负债经营。到了嘉庆年间,这已经成了各地的普遍现象,几乎每省每县,都出现了财政亏空。为了维持政府运转,为了给官员开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处借债,有的甚至向地下钱庄借高利贷……
  
  三
  除了腐败之外,大清王朝还有太多难题没有答案。乾隆皇帝带着“十全老人”的荣耀光荣地进入了历史,他积累起来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却像定时炸弹一样,在嘉庆任内一个接一个地爆炸。
  首先,大清王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
  清以前的历史上,中国人口一直在一亿以下徘徊。乾隆六年,第一次全国规模的人口普查结果是共有人口1.4亿,由于经济繁荣,农业发展,到乾隆六十年,人口增至2.9亿,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乾隆之后,虽然国力大衰,但是人口还是沿着它固有的惯性规律发展下去。嘉庆十六年,达到了3.5亿。
  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人口增长使得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激化,越来越多的底层人口陷入了绝对贫困化,大批人口脱离土地,四处游荡,使得社会处于不安定的边缘。数十年来聚集在楚、粤、赣、皖、黔等省的以数百万计的无业流民,正是白莲教起义的主因。白莲教起义被镇压了,可是流民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起义随时有可能再次发生。陈德行刺案是这个问题的最佳注解。
  与人口问题相伴的,是大清王朝严重的财政危机。
  由于人口增长,粮食紧缺,加上美洲白银大量涌入,嘉庆年间,物价已经比乾隆初年上涨了三倍。然而,由于固守康熙皇帝做出“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承诺,清王朝的财政收入却没有同比例增长。也就是说,到了嘉庆时期,政府的财政收入比乾隆初年实际上是减少了三倍。这是各级政府出现巨额财政亏空的重要原因。
  财政危机又导致了乱收费问题的加重。
  为了弥补财政缺口,各地政府只能拼命地向老百姓层层加码,于是各种千奇百怪的收费项目出现了。虽然朝廷规定不加赋,各地政府却利用各种借口。不断加重农民负担。农民承担的额外税赋比正税要多出数倍、十数倍。各地百姓上访的案卷堆积如山,然而官员们根本不以为意,因为“州县亦熟知百姓之伎俩不过如此”,民与官斗,永远是输家。大清王朝社会矛盾处于激化边缘,轻则民众聚集,演成暴力事件,重则揭竿而起,“是以往往至于激变”。
  
  四
  责任心极强的皇帝几乎夜夜不能安眠。他在御榻之上辗转反侧,苦思解决之策。
  他决心加大“新政”力度,对贪官发现一个,撤换一个,绝不手软。
  从嘉庆七年到嘉庆十年,几乎每个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调整。全国的省部级高官,都被轮换了个遍。大大小小的贪官,又查出了几十个。可是腐败的势头,仍然没有丝毫减弱。各地基层政府的财政亏空,仍然越来越多。
  很显然,运动式的惩贪,到了嘉庆时期已经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原因之一,是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败收益实在太高,而腐败风险实在太低。原因之二,是腐败已经成了官僚体系的常态,贪污成了官员生活的主要来源。一个人如果不贪污,则无法打点上司,结好同级,甚至无法在官僚体系中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打老虎”已经演变成“水过地皮湿”,震摄力越来越低。事实上,举朝官员从乾隆晚年开始,对惩贪风暴的反应就已经十分麻木了。乾隆皇帝生前就曾经多次哀叹:“外省总督和巡抚们,一见我惩治腐败,当时也未尝不稍稍警惕一下,但是事过则忘。这种锢习相沿成风,身陷法网而不知后悔,真是没有办法。”到了嘉庆时期,官员们的腐败热情已经高涨到了“前仆后继”的程度,前任头一天因腐败落马,继任者第二天继续腐败。
  耐心极好的皇帝也渐渐陷入焦躁。上谕中开始出现连篇累牍的斥责、抱怨甚至痛骂。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已经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骂不怕,打不醒。他自认为已经非常凌厉的手段和措施,经过“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官僚体系的层层减震,到了基层,竟然已经如同抚摸般温柔。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混沌,自己的记记重拳打上去,都如同打在了棉花团上。
  “新政”看来挽救不了大清。
  
  五
  就在皇帝一筹莫展之际,一封非同寻常的奏折摆到了御案上。封面上的署名是洪亮吉,此人在乾隆时期因为大胆揭露弊政,被讳疾忌医的乾隆罢了官。嘉庆即位之后,为了鼓励人们直谏,又让他官复原职。这次,他又会出什么惊人之语吗?皇帝好奇地打开了这份奏折。
  果不其然。在奏折的开头,洪亮吉就语出惊人:“嘉庆新政”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手段和思路都有问题。
  洪亮吉说,大清王朝现在出现的问题,根子在乾隆以前。特别是乾隆皇帝统治的后半段,犯了许多方向性的错误,导致腐败迅速蔓延。从乾隆后期开始,腐败已经进入不可控的阶段。
  洪亮吉认为,嘉庆皇帝的“新政”,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手段过于“仁柔”;二是思路过于狭窄。他说,皇帝惩贪表面上轰轰烈烈,但查处的都是撞到枪口上的倒霉蛋。另外,皇帝惩贪号称“不为已甚”,“适可而止”,对许多官员的处罚不过是止于降级调用,异地做官。这就更降低了震摄作用。更为关键的是,皇帝并没有以这个运动为契机,建立起可以主动查出贪官的监察体制。由于监督体系实际上已经失灵,国法对于贪官们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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