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嘉庆皇帝:从英明仁圣到一事无成(下)

作者:张宏杰



经没有什么约束作用:“国法之宽,及诸臣之不守国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此外,对严重的人口和财政问题,“新政”也不过是沿袭旧的“重视农业”,“节省开支”等老套政策,没有任何新意,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于大势丝毫无补。今天的大清国政治之败坏,已经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大清王朝已经越来越近地滑向了悬崖边缘。洪亮吉描述当今的社会现实是,国家“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人材至今日,销磨殆尽矣。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此时的大清王朝,“各省官员,贪者十居其九”。与朝廷宣传的相反,大清王朝的绝大多数官员现在都是坏的或者比较坏的。腐败之癌已经到了晚期,癌细胞扩散到了全身。天下大乱,指日可待。
  因此,洪亮吉提出了两大对策:一个是加大惩贪力度。乱世需用重典,人心懈怠之至极的情况下,必须痛下杀手。现有行政官员,大部分都要淘汰,大批起用新人进入官场。
  另一个是在监督体系重新设计以及人口和财政问题的解决上寻找新的思路。他打了一个比方,大清王朝如同一所建了百年的老房子。虽然当初建造的时候,高大美观,但是经过百年风雨侵蚀,已经千疮百孔,小打小闹的修修补补已经不能阻止它倒塌的趋势。因此,只有彻底拆掉重建,至少是对主要构件进行更换,才能使它重新焕发青春。
  
  六
  这份奏折让皇帝十分动容。御膳房的饭菜已热了3遍,但皇帝一直没有心思动筷子。
  凭直觉,皇帝觉得洪亮吉的许多话说得有道理。何止是有道理,应该说是相当有道理。
  可是,皇帝又不能同意洪亮吉对大清政局的整体判断,尤其反感的是洪亮吉的遣词用句和表达方式。
  在皇帝看来,大清社会现在确实是面临了许多严重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毕竟是局部的,暂时的,可以克服的。即使从乾隆晚期算起,大清的统治成绩仍然是主要的,老百姓的生活基本上是温饱的。否则就解释不了为什么大清王朝能够平定白莲教,为什么经历了战争,人口仍然创了历史纪录。洪亮吉这个奏折的最大错误。是宣称大清朝廷的官员十有八九都是贪官,认为大清政局的腐败已经到了让老百姓无法生存的地步,所有祖制旧法都要推翻。这是“公开诋毁乾隆以来大清取得的成就”,不但彻底地否定了自己,也彻底地否定了父皇乾隆,甚至还变相地否定大清列祖列宗。嘉庆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错误同时也极其危险的思想信号。如果说大清天下已经一团漆黑,那岂不是说明大清如大明一样应该被人推翻了?
  其次,洪亮吉提出的解决问题方式,也毫不可取。按洪亮吉的说法,当今天下,十分之九的官员都可杀,应该对整个官僚体系来一个大清洗大换血。这多么偏激,又多么可笑!大清的官员,绝大多数是三榜进士出身,他们饱读诗书,本质应该说还是好的。由于整个社会风气沉沦,官场风气不正,大部分人都受到污染,有一点不干不净的记录,也完全可以理解。如果由此就判断他们都已经变质,那么无疑是对做为国家大经大法的儒教传统失去了信心。做为一个帝王,治天下的正道是“仁政”。“以德治国”乃是正本清源之道。不教而诛,显然不仁。
  在皇帝看来,这封奏折表面上慷慨激昂,正义懔然,实际上是一个极为危险的信号。它的出现,说明在大清社会出现了一股试图彻底否定大清历朝统治成绩,进而否定爱新觉罗家族统治合法性的异端思潮。皇帝认为,洪亮吉不代表他自己,他代表了对大清朝政不满的许多人的看法。这些人希望彻底否定“祖制”、“家法”的有效性,推翻列祖列宗建起的统治大厦,“重新构造”。这绝不仅仅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更是大逆不道、另有所图。
  皇帝已经掌握了一个细节,那就是洪亮吉在上这个折子之前,已经把底稿广为传抄和散发。这在皇帝看来,无疑不是一个善意的举动。在专制政治中,有些话,皇帝可以说,大臣们不能说。有些事,皇帝和高层可以知道,普通百姓不能知道。虽然皇帝比任何人都清楚大清王朝的腐败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但是他绝不愿意把大清的病状向世人公布。洪亮吉的这一奏折,无疑是一份刻意制作的宣言书。
  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皇帝对这样的苗头当然不能放任不管。然而,洪亮吉的这个奏折处理起来还真有点棘手。因为这是在他“求直言”的背景下出现的言论。而且洪亮吉说得有理有据,正面加以批驳肯定不行。因为洪亮吉所列举的事实,桩桩都确凿存在,与洪亮吉论战,得民心的只能是洪亮吉一方。
  经过再三思维,皇帝决定另辟蹊径。他决定违反自己当初下诏求言时“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的诺言,从洪亮吉奏折中的漏洞人手,抓他的小辫子。洪亮吉的奏折开头说,这一段日子以来,皇帝上朝时间比以前稍晚,因此提醒皇帝,不可蹈前代帝王日渐懈怠的旧习:“自三四月以来,视朝稍晏,窃恐退朝之后,俳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听者不少。”
  皇帝最自豪的就是自已不近酒色的修养功夫,朝廷近臣们也都十分了解皇帝的生活习惯,洪亮吉的这个指责毫无道理。因此,抓住这一点来批驳洪亮吉出言不慎是没问题的。经过一夜思考,第二天,皇帝下诏,痛驳洪亮吉,说自己孜孜图治,每天召见臣工、披阅奏章,视朝从来按时,这是在廷大臣人人见到的,怎么就“稍晏”了,就受俳优的“荧惑”了?洪亮吉没有根据,能如此“信笔混写”,明显是仿效明末恶习,讽刺皇帝,来博取直名。皇帝说,这种风气非常危险,搞不好就要象明朝末年那样出现政治混乱情况。我要惩处洪亮吉,不是因他骂了我,而是要惩戒这种歪风!
  按皇帝的指示,洪亮吉被送到刑部审问,最后,以“大不敬”之罪,定成“斩决”。皇帝又“不为已甚”,重判轻罚,把洪亮吉发配到了新疆。
  洪亮吉案的发生,实际上标志着“嘉庆新政”的终结。
  
  方针已定
  
  一
  深秋的辽东大地,枫叶鲜红,松柏苍翠。嘉庆十年九月,嘉庆皇帝率领宗室及重臣,经过艰苦跋涉,来到满族的龙兴之地。在祭奠了新宾永陵之后,他们向西直抵盛京,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尔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太宗皇太极之陵)。
  在陵寝的隆恩殿、启运殿中,皇帝认真参观了先祖们留下来的遗物。那些珍贵的文物,昭示着祖先创业的艰难历程。皇帝在那些遗物前久久驻足,常常陷入沉思。
  皇帝这次东巡,是顶着巨大压力进行的。众所周知,皇帝出巡,花钱必然如流水。因为体制关系,皇帝的随行队伍至少万人,一路的物资供应,花费巨大。虽然嘉庆宣布此行不带任何嫔妃,一切从俭,内务府的初步预算,也需要耗银二百万两。镇压白莲教,耗光了大清的家底,要凑齐这两百万,实在是太难了。因此,皇帝东巡计划一出台,反对声就不绝于耳。大臣们普遍认为,国步艰难之际,像这类不急之典,当能缓则缓,能罢则罢。
  然而,异常节俭的嘉庆这次却一反常态,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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