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3期
乾隆为什么要大兴文字狱（下）
作者：张宏杰
乾隆二十年二月，皇帝暗地里调兵遣将，分路出击，掀起了一场打击朋党的风暴。第一路，秘密派出贴身侍卫哈清阿前往江西新建县逮捕胡中藻，并查抄其家；第二路，密令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的试题与他人唱和的诗歌抄送进京，以检查其中有没有悖逆之处；第三路，密令陕甘总督刘统勋立刻查抄胡中藻的好友、甘肃巡抚、鄂尔泰之侄鄂昌的家，严密查抄二人的往来书信及其他“不法文字”。
各路兵马闻风而动，不久就取得了一系列“战果”。
三月十三日，皇帝突然把朝中所有重要大臣召集到一起，向他们宣布：“经过皇考(雍正)严加惩创，数十年来臣民成知警惕。不意竟还有出身科目，侧身简要而鬼蜮为心者，借诗歌吟咪，而肆其悖逆诋讪!”
听到这里，群臣相顾失色，科甲出身的翰林们更是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待到皇帝指明是胡中藻后，众人不免大惑不解，因为胡氏为人虽然不被称道，但尚没听说过有什么大逆不法之行为。
皇帝扫了众人一眼，缓缓地说：“胡中藻之罪过，并不在于他杀过人、贪过钱，而在于其心地之悖逆。他著有一本诗集《坚磨生诗钞》，想必许多人都知道吧?其中有句云‘记出西林第一门’就是昭然的证据之一。”
西林者，鄂尔泰的姓氏西林觉罗氏也。胡中藻在诗中洋洋自得地宣传自己是朝廷第一重臣鄂尔泰的门生，在乾隆以种种手段痛杀科甲朋党之风的时代背景下，确实有点不合时宜。乾隆因此指斥胡中藻：“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攀援门户，恬不知耻!”
乾隆接着又指出了胡中藻的另一大“罪证”。胡中藻诗集中有这样几句：“琐沙偷射蜮，谗舌狼张箕”、“青蝇投吴肯容辞”。“青蝇”者，进谗言之小人也。很明显，这两句是形容张廷玉及其党羽在皇帝面前搬弄是非，谗言倾陷鄂党人士，导致他升迁不顺。乾隆一向以大权独揽、乾纲独断为自豪，认为在自己的英明洞察面前没有人敢于欺君弄权。胡中藻这两句诗不但是对张廷玉的倾陷，也是对自己的轻视，为此乾隆气愤地说：“试问此时于朕前进谗言者谁乎?”
这两条罪状，确实不完全是深文周纳。胡中藻因为朋党积习而被皇帝瞄准，还真有些咎由自取。在风霜严肃的乾隆朝，大家都冰渊自凛，一举一动无不小心翼翼，即使那些结党营私者，行动也都极为秘密，绝不敢露出任何形迹。只有这个胡中藻官位不大，朋党作风却十分张扬，一举一动立场过于坚定，爱憎过于分明，动辄义形于色，算得上染有朋党风气的典型人物。
选择这样一个人作为打击朋党的切入点，乾隆是有深刻用心的。他不以具体的结党营私实迹作为打击点是因为如果非要实打实地追查，则由一桩一件，会牵连出一百件、一千件，人们相互攀折、相互举报，最终一定会兴起一场把朝中大部分官员都纳入其中的大狱，打击面过宽，政治骨干都会受损，朝廷也就没法运转下去了。因此，他选择了胡中藻——论官职，他不大不小，位置清要，在朝中有一定的知名度，却又没有什么实际政治职责，朝廷大政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论人品，此人素来党同伐异，上蹿下跳，是朋党积习最重者，大家对他的印象并不好。另外，从诗词人手定罪，不会牵连任何实际事务，也就不会兴起大狱，同时，以诗词小故而杀掉一个大臣，可以最大程度地表达皇帝根除朋党的决心，对朝中大臣造成出其不意的震怖效果。
不过，这几句诗除了表明胡中藻确有朋党作风之外，并不足以致胡于死地。因此，乾隆继续在《坚磨生诗钞》中吹毛求疵：
胡中藻以“坚磨生”为号，表示自己操守坚定，但乾隆认为“以此为号，是何居心?”在盛世臣民欢欣鼓舞接受朝廷的阳光雨露与春风吹拂时，你“坚”什么?“磨”什么?
诗钞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浊、清对用，讲的是政治节操，皇帝却说：“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
胡诗中有“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一句，乾隆说，“老佛”指的就是他，然后辩驳说：“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如何说‘朝门不开’?”
胡中藻写诗颂扬皇帝免除农业税的善政：“那时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点灯。”乾隆认为意含讽刺，说：“朕一闻灾歉，立加赈恤，为什么说像佛点灯那么难以见到?”
甚至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期间所出的试题“乾三爻不象龙说”，乾隆也无端周纳，认为这是对“乾隆”二字的讥讽诋毁。
说实话，这些“证据”，乾隆自己也知道站不住脚，但为了打击朋党，他只好硬着头皮杀一儆百。
借胡中藻这个引子，乾隆展开了对鄂党计划已久的局部打击。在抄家时，不但抄到了鄂昌与胡中藻叙门谊、论杯酒诗词唱和的证据，还发现了鄂氏的另一重要“罪证”。原来，鄂氏所做的《塞上吟》中有一句称蒙古为“胡儿”。因为蒙古与满族同为草原民族，是其重要的政治同盟者，所以乾隆说：“鄂昌身为满洲……‘塞上吟’称蒙古为‘胡儿’，是自加诋毁，非忘本而何?”
最终，胡中藻于菜市口被“从宽斩决”，“以为天下后世扃戒”；鄂昌则被赐令自尽；鄂党首领史贻直也难逃霉运，被令以原品退休，闭门家居；早已死去多年的鄂尔泰的灵位也被撇出贤良祠，“以为大臣植党者戒”。
专制政体中，解决政治难题，有时还真的需要这样特殊乖戾的处理手法才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自“胡中藻案”之后，朋党之风还真的在乾隆朝绝了迹，大臣们不但不敢再结党营私，平时甚至不敢再私下往来。朋党的威胁在中国历史上被降到了最低程度，皇帝的独尊地位终于牢牢地确立起来。
虽然打击朋党的成绩如此卓著，但乾隆却从来没有掉以轻心，他深知这一政治顽疾虽然匿迹于一时，却绝不会就此寿终正寝，政治高压稍一放松，它就会死灰复燃。尹嘉铨的出现，让日夜不停搜寻自己统治漏洞的乾隆又发现了专制政治的一个薄弱环节：民间讲学之风。
民间讲学具有高度的自发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它的目的是探讨学术真谛，陶铸学人完善的人格，而不像官学那样以科举人仕为唯一目标。民间讲学一秉学术自由的原则，尤其重视辩驳、争论对学术发展的推动作用。各书院之间经常举行大规模的辩论会，各派学者云集荟萃，彼此攻伐，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学理的深入发展。日常师生之间，也注重质疑问难。
中国历史上，民间讲学现象非常普遍。孔子收徒三千，首开民间讲学之先河。到了宋代，书院大量出现，名儒大家各自以书院为据点传授自己体悟到的圣人心法，讲学之风空前繁盛，理学由此兴起并成为儒学的主流。及至明朝，讲学之风达于极盛，几乎无处不讲学，无人不讲学。然而，步入清代，自由讲学之风却戛然而止。
萧一山说：“清人以异族入主，时不免存疑忌之心，对于智识阶级为尤甚。聚众讲学，形同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