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3期
乾隆为什么要大兴文字狱（下）
作者：张宏杰
清代前期帝王皆雄才大略，在统治术上亦大有创新，他们对大臣的控御由驯身阶段发展到了驯心阶段。为了彻底把大臣改造成奴才，雍正帝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与利，虽清浊不同，总是私心。”意思是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过于在乎自身的名誉，也会妨碍他们全心全意、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妨碍他们成为绕指柔的奴才。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从雍正开始，清代帝王就想方设法挫辱、打击那些在帝王淫威面前拒不低头的大臣。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尹嘉铨案”审结。诸位大学士、九卿等在反复审讯后，奏请将尹按大逆律凌迟处死，亲属缘坐。不过乾隆大仁大德，加恩免其凌迟，改为斩立决，亲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同时命各省查缴、销毁尹的著述或编辑的著作，他在各地的碑崖、石刻及拓本也一律铲削磨毁。为了消除尹嘉铨所做的《名臣言行录》的影响，乾隆特下长诏斥责尹嘉铨的“名臣论”说。
不论尹嘉铨是真道学还是假道学，本来都不干王法，生活在除乾隆之外的任何一个时代，他都会安享天年、寿终正寝。然而很不幸，他遇到了乾隆。
任何事情都有另一面。乾隆极力扩张君权，虽一时收到彻底稳定之效，却造成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清代后期士大夫道德与精神的迅速堕落。
本来进入清朝之后，士节、士气较之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代已经大为降低，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更为松弛。官场之上，唯以升迁为务，书院之中，只以进身为荣，贪污腐败之风极少遇到道德纲常的抵抗。嘉庆之后直到道光，清代历史上不但没有出过什么名臣、能臣，甚至没能出现有才干的奸臣、恶臣。时人描写晚清官场习态时说：“仕途钴刺要精工，信常通，炭敬常丰(这是说外官打探京城官场消息，贿赂京官)。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中国社会至此彻底进入万马齐喑的状态，沉入几千年间士风的谷底。
净化戏曲舞台
清代最有影响力的娱乐方式非戏曲莫属，那个时候没有电影、电视、演唱会，也没有卡拉OK，从王公贵族到下里巴人，唯一的选择只有戏园子。那些名角们集今天的歌星、影星、舞星的诸种魅力于一身，具有风暴一样的威力。
清代戏迷的痴狂，绝不下于今天的追星族。康熙年间，上海嘉善县枫泾镇赛神，请了戏班子演出秦桧杀岳飞父子之事。由于演员十分投入，“曲尽其态”，一位台下看戏的皮匠“从众中跃出，登台，挟利刃直前刺秦桧，流血满地”(《三冈续识略》卷下)，扮演秦桧的演员当即死于台上。
乾隆皇帝也是戏迷之一，且戏瘾特大。每逢节庆，宫中必是锣鼓喧天，皇帝必然场场不落。乾隆不但爱听，有时还参与创作，《清稗类钞》中载：“高宗精音律，《拾金》一出，御制曲也。”《拾金》是一出小串戏，演一乞丐因偶拾一金，大喜过望，连续演唱多种曲牌，亦庄亦谐，以示欢快。能为这样一出小戏设计唱腔，可见皇帝功力之深。
皇帝爱戏且懂戏，当然是戏曲事业的一大荣幸。然而，皇帝毕竟是皇帝，由于认识到戏曲形式喜闻乐见，在不同阶层中都有大量粉丝，特别是对底层民众的精神世界的影响更是无与伦比，所以，在通过文字狱净化上层文化的同时，乾隆并没有忘记对底层百姓精神健康的关注。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禁戏传统。对于戏曲的威力，历代统治者均如临大敌，其原因一是演起戏来观者如堵，容易“聚众闹事，通宵达旦，兴讼生盗”，影响社会治安，甚至蕴酿社会动乱；二是戏曲这东西太容易打动人心，“近诱男女，远招匪类，长奸诲盗，败坏风俗”。
大清王朝是禁戏最为严格的一朝。为了防止戏班子对某些正面历史人物进行恶搞，雍正朝规定，戏台上不许出现历代帝王、孔孟圣贤及忠臣烈士，因为“历代帝王后妃及先圣先贤、忠臣烈士之神像，皆官民所当敬奉瞻仰者，皆搬做杂剧用以为戏，则不敬甚矣”(雍正皇帝语)。《大清律例》更是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之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为了防止出现动乱，清王朝还规定，在迎神赛会、庙会之类的群众聚集场所不许演戏，葬礼上不得演戏，旗人和军人不许看戏，妇女不许看戏……种种禁止措施的目的，都是要把这种新兴的娱乐方式的影响力限制在最小范围。
乾隆皇帝抓戏曲，有三方面内容：一是禁，二是改，三是创。作为资深戏迷，乾隆很清楚，不分青红皂白地禁戏是极不明智的做法。“禁”的力量是有限的，有的时候甚至会导致“逆向消费”，越禁越火，越禁越普及，越禁越深入人心。
皇帝认为，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一种娱乐方式，既然可以“污染思想”，同样也能“净化思想”。戏曲虽有伤风败俗的一面，但也是宣传教育底层民众的最好方式，“每演戏时，见有孝子悌弟，忠臣义士，激烈悲苦，流离患难，虽妇人牧竖，往往涕泗横流，不能自己。旁视左右，莫不皆然。此其动人最恳切，最神速，较之老生拥皋比，讲经义，老衲登上座，说佛法，功效更倍”。那些宣传忠君孝亲的戏剧对帝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功莫大焉。
因此，乾隆朝戏曲工作的思路较历代都高明。乾隆把禁戏的重点从禁地点、规模、时间转移到审查、修改和禁止演出的内容。通过为老百姓提供优质的精神产品，寓禁于演，化不利为有利，化有形为无形。
在审查禁书的过程中，乾隆注意到了一系列有“违碍”内容的戏本，有的涉及政治和民族问题，“如明季国初之事，有关涉本朝字句”；有的充斥“胡”、“虏”字样，存在丑化少数民族的情节；有的黄色下流，不利风化；有的宣传凶杀暴力，格调不高。结合禁书工作，皇帝要求各地官员严格审查民间剧本。
乾隆四十年，乾隆在审查各地报送到京的禁书时，发现了一出叫《喜逢春传奇》的剧本中有“不法字句”。皇帝非常重视，特别下旨说：“传谕高晋、萨载，于江宁、苏州两处，查明所有纸本及板片，概行呈缴。”一声令下，这个剧本的所有版本均被销毁，这也是乾隆禁毁戏曲之开端。
乾隆四十五年，乾隆正式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清理不良剧本活动，接着又发布上谕，要求各省把禁书工作的阶段性重点转移到剧本上来：“因思演戏曲本内，亦未一必无违碍之处，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