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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为什么要大兴文字狱（下）
作者：张宏杰
然而，天下承平日久，自由讲学之习在乾隆朝又有所抬头，特别是像尹嘉铨这样自命的“道学家”，认为自己获得了圣人的“独传心法”，不传授给他人实在是一种损失，因此私下里仍然大肆收徒聚众，退休之后更是奔走于各书院之间。尹嘉铨自己讲学还罢了，却又不知深浅地奏请皇帝推崇道学名臣，企图重新挑起“正统”之争，煽动讲学之风，让乾隆如何能不赫然震怒?
乾隆认为，讲学的最大威胁在于容易滋生朋党倾向。对于提倡纲常名教的道学本身，他是坚定支持的，但是要求学术自由、百花齐放、自由辩论，他则绝不允许。正如鲁迅所说：“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况且儒学思想的生长点也是多源的，许多儒学大家往往把自己视为儒家正统，而把他人视为异端。讲学、自由辩论很容易导致不同的学术派别的争执甚至冲突，进而引发政治上的矛盾斗争，如宋代朱熹与陆象山就曾经势如水火，彼此辩论不休，在朝大臣也卷入其中，分成派别门户，最终引发了朋党之争。
所以，乾隆在斥责尹氏的圣旨中说：“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如明季东林诸人讲学，以致国是日非，可为鉴戒。乃尹嘉铨反以朋党为是，颠倒是非，显悖圣制。”而他兴起这场大狱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狠狠打击有所抬头的民间自由讲学之风，把一切不利于专制统治的民间力量消灭于萌芽之中。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皇帝钦命以大学士三宝为首的几位大臣组成专案组，对尹嘉铨进行审讯。
在皇帝的授意下，审案大臣并不拷问尹嘉铨的“大逆”实迹。他们知道，这个“道学家”、书呆子，一辈子只知道读书作文，想成为大圣大贤，永垂青史，因此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的“反动问题”，所以审问的重点是尹氏的家庭隐私。
会审尹嘉铨时，审案大臣丝毫不顾这位前三品大员的面子，为了“泄公愤而快人心”，将其“严加审讯，多受刑法”，以拷问“其究属何心”。在夹棍之下，尹嘉铨没有挺住，采取了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请看以下几段审讯记录：
当年尹氏当面讨要花翎的事，皇帝一直念念不忘，所以承审官首先追问：“你当时讨赏翎子时，说是没有翎子就无法回去见妻小。你这假道学怕老婆，到底皇上没有给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
尹嘉铨供词：“我当初在家时曾向妻子说过，要见皇上讨翎子，所以我彼时不辞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夸耀。后来皇上没有赏我，我回到家里，实在觉得害羞，难见妻子。这都是我假道学、怕老婆的事实。”
自打嘴巴，承认自己怕老婆、假道学后，承审官并不满足，又追问起他要娶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处女为妾未果的事。
承审官问：“你所书《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中有‘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闻而贤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辞不就’等语。此女既立志不嫁，又年过五旬，你为何叫人遣媒说合，要她做妾?这样没廉耻的事，难道是正经人干的吗?”
尹嘉铨供词：“吾妻要聘她为妾，我那时在京候补，并不知道，知道后才替她做了这篇文字以表扬她，其实我并没有见过她的面。但她年过五十，我还将要她做妾的话写在文字内，这就是我廉耻丧尽，还有何辩。”
已经承认自己廉耻丧尽，但承审官却更尖刻地问：“你妻子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是因为知道这女人断不肯嫁，她又得了不妒之名。怕是你这假道学居常做惯这欺世盗名之事，你妻子也学去了。你难道不知道吗?”尹嘉铨无奈又承认了欺世盗名之事。
承审官的刻薄真是到家了，然而，没有皇帝的授意，他们是不敢把审理“国家要犯”的严肃之地变成嬉笑怒骂的场所的。那么，乾隆为什么对尹嘉铨如此刻薄呢?
康、雍、乾三朝政治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反对假道学。
应该说，道学确实有真假之分。“道学”一名流行之后，“假道学”这三个字就应运而生，如影随形。儒家理想主义所悬标准过高，为庸常人性所难堪，因此有的人不免虚伪迂阔，最下者甚至流于欺世盗名，为世人所诟病。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对这种人的作风有精彩的描写：“有两塾师邻村居，皆以道学自任。一日，相邀会讲，会徒侍坐者十余人。方辩论性天，剖析理欲，严词正色，如对圣贤。忽微风飒然，吹片纸落阶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视之，则二人谋夺一寡妇田，往来密商之札也。”
假道学的特点就是言行不一。尹嘉铨为人行事，就颇多假道学的嫌疑。然而，事情并不止于打击假道学这么简单。在打击假道学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清代帝王对“真道学”的反感和排斥。
按理说，“道学”或者说“理学”要求人们践行圣人的教导，做正人君子，忠君孝亲，对专制统治是有利的，历代莫不大力提倡。然而，专制主义的历史发展到清代，就连这种“道学”本身也成了专制极度扩张的妨碍。
原因很简单。理学固然有维护纲常的一面，同时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独立的一面。儒家学说为士人们设定的最高人格理想不是功名利禄，而是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成为顶天立地的完人。
早期儒学都对人的自由意志极为推崇。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则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一言以蔽之，原始儒学要求其信徒能在权力面前挺起腰杆，而不做随声附和的应声虫。儒学一方面要求其信徒尽力为皇帝服务，同时也要求他们不放弃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坚持和精神价值的追求。在世俗层面，儒学信徒对皇帝和权力秩序服从尽礼；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希望自己能够通过道德砥砺，成为达到最高、最完美境界的人，在精神上远远超越帝王和其他权力者。如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帮助刘秀取得天下后却不肯做官，而是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及至唐代，李白仍然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威，荣亲之艾毕”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逃离权力的控制。
但君权是世界上最具扩张性的事物之 ，它不允许任何独立的事物存在。士人的人格追求，在专制达到巅峰的清代自然也就成了君权的障碍。
清代的建立与以前诸朝不同，在入关以前，满族社会中带有大量的奴隶制因素，因此雍正皇帝说：“满洲风俗，尊卑上下，秩然整肃，最严主仆名分。”其他清代统治者也一再说“主仆之分，满洲尤严”，“我朝君臣之分极严，尤非前朝可比”。传统儒家君臣关系是完整的互动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双方各有各的尊严底线，然丽人关之后的清代皇帝却以满洲“主奴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