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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为什么要大兴文字狱（下）
作者：张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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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威胁皇权的势力被一一清除，治绩取得辉煌之后，乾隆并没有丝毫飘飘然，反而更加兢兢业业，谨小慎微。经过细心梳理，他发现，虽然经过康熙、雍正两代的文字狱，清王朝思想专制已经大大加强，但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的反清意识并没有彻底根除。于是，乾隆开始集中精力解决人们的思想意识问题。他不仅大规模整理中国历史文献，为天下臣民“御制”了一部标准历史，而且根据时势需要，大幅度修正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甚至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彻底的“消灭记忆”运动。
本期张宏杰先生继续为您精彩讲述乾隆大兴文字狱的其他手段。
由驯身到驯心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晚上，乾隆皇帝在保定行宫的灯下打开了一份奏折，呈递者是退休官员、原大理寺卿(相当于今天最高法院院长)尹嘉铨。
尹嘉铨上这份折子，是想为他已故的父亲、原河南巡抚尹会一“请谥”。折子中说，他的父亲尹会一是一代理学名臣，品德出众、孝行感人，皇帝当年曾亲自赐诗予以褒奖。如今老父已经去世30年，未蒙朝廷赐予谥号，他做儿子的感到日夜不安，因此希望皇帝能从那首御制诗里挑出两个字赐他谥号。
厌恶的表情笼罩了皇帝的面庞。这个尹嘉铨他早就领教过。此人是道学家，以圣贤为志，虽不贪财，但却非常热衷虚誉。在做山东布政使时，他曾借觐见的机会讨赏孔雀花翎，乾隆当时就感觉十分不舒服。没想到几十年后，他又来向自己讨赏了。
“谥者，行之迹也。”赐谥是朝廷对大臣一生做出的官方评价，乃是国家政治生活中十分重大的事情，通常由礼部主持，内阁议定，皇帝亲批。如果大臣后代都向他这样擅自请谥，成何体统?尹嘉铨的心术乾隆一看即知，他不过是借这个“非常之举”为自己博孝子之名。如果请谥成功，那么他孝子之名益彰；如果不成，皇帝也不好拿他出于孝心的请求来怪罪。
虽然不治他的罪，但重重敲打他一下还是十分必要的。乾隆提起朱笔，在折子后面批道：“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
不祥的气氛笼罩在字里行间。
皇帝把折子抛到一边，看起了下一道，居然又是尹嘉铨的。内容说，我朝出了好几位名扬天下的理学名臣，比如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等，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实践了孔夫子的教导，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因此，他建议皇帝让这些人都“从祀孔庙”，以示“光火圣道”之意。在折子结尾，他还说了这么一句：“至于臣之父亲尹会一，既然曾蒙皇上御制诗章褒嘉其孝行，则已在德行之科，自然亦可从祀，不过此事究非臣所敢请也。”
皇帝的脸一下子变得刷白，薄薄的嘴唇微微发抖。他拿起朱笔，奋笔疾书：“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每个字都异常迅疾有力。
据说“天子一怒，伏尸百万”，虽然没那么夸张，但也去之不远。尹嘉铨完全没有料想到自己这两个折子的后果竟是：
朝廷立刻派出要员，将他锁拿入京。皇帝批发“六百里加急”急件，命人查抄了他在北京和山东博野两处的家。
虽然没有雍正那样“抄家皇帝”的恶名，但乾隆抄家时，手段之严密，籍没之迅速和彻底远过于雍正皇帝，并且格外注意“违碍文字”，每次都会严命抄家官员细心搜检。这次抄尹嘉铨的家时，皇帝特别指示，尹氏之“丧心病狂，实出寻常意料之外”，所以“恐其平日竟有妄行撰著之事”，因此“如有枉妄字迹诗册及书信等件，务须留心搜检，据实奏出”。
三月二十日天还没亮，前天夜里接到上谕的大学士英廉就亲自带领大批兵丁来到尹嘉铨在北京的住所，掘地三尺，细细搜罗。
不出皇帝所料，收获果然颇丰。作为一个“理学大家”，尹嘉铨不但藏书丰富，而且著作颇多。两天内，英廉共找到书籍311套、散书1539本、未装订的书籍一柜、书板1200块以及书信一包共113封。乾隆命一批翰林学士组成“审读小组”，帮助他逐字审查。经过细致筛选，从中发现了数十处“悖逆”之处。
在后来公布的罪状中，皇帝认为最错误的一处是这样一句：“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安能独尊于上?”
打击朋党是清代政治的主线之 。宋代以降，大臣们结成朋党的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师生关系。由于科举时代录取率极低，考中者对于阅卷录取自己的主考官无不感激涕零，一旦录取，就投拜主考官门下，成为他的门生。主考官往往通过这种方式结纳羽翼，门生也希望通过攀附座师而在官场迅速升迁，因此极易在朝廷形成一个个山头，党同伐异，造成朋党之祸。所以，雍正和乾隆使尽了种种手段，扣击科举出身的官员们以师生关系结党的习惯。
然而，尹嘉铨认为，因为打击朋党而禁止士人拜师收徒是错误的。儒家性理之学十分精微，其中最微妙的部分又只能通过拜师授徒的方式传授，如果把大儒讲学授徒和官场上门生与座师的关系一律定为朋党，势必削弱“父师之教”，造成圣人之学的衰微，反而不利于皇权独尊。
乾隆觉得，尹嘉铨是公开与雍正帝唱反调，大怒道：“朋党为自古大患。我皇考世宗宪皇帝御制《朋党论》，为世道人心计，明切训谕，乃尹嘉铨竟有‘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安能独尊于上哉’之话……不知是何肺肠?”
尹嘉铨的第二大错误是著了一本叫《名臣言行录》的书，书中记录了清初以来的一系列名臣，如高士其、高其位、蒋廷锡，乃至本朝的鄂尔泰、张廷玉的嘉言懿行。乾隆将此书定为大逆之作，认为它会助长人们的朋党思维。因为只有朝廷才有品评大臣的权利，臣民无权把谁定为名臣或非名臣。如果个人可以树立品评标准，必然容易造成大臣及其子孙意见的纷争。被列入名臣录的，其子孙门生自然会感激攀附，与其人结好；没有被列入的，其后代和同党必然群起而攻之，很容易造成朝廷及士林的分裂。
于是，皇帝又怒说：“乃尹嘉铨竟敢标列本朝名臣言行录，妄为胪列，谬致品评，若不明辟其拌，将来流而为标榜，甚而为门户，为朋党，岂不为国家之害，清流之祸乎?”
看到皇帝公布的这两大罪状，大臣们才明白，皇帝兴起此狱的目的是为了继续扫荡朋党之风。
通过文字狱来打击朋党，在乾隆朝已经不是头一回了。雍正朝鄂尔泰、张廷玉两大集团的争斗一直延续到乾隆朝，在乾隆的严密防范和不断敲打下，两大集团没有闹出什么大乱子。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鄂尔泰死后，鄂党并没有就此土崩瓦解，暗地里仍然固结不散。鄂党的重要人物、大学士史贻直继承了鄂尔泰在鄂党中的领袖地位，与鄂尔泰的侄子鄂昌及鄂党门生故吏联系紧密，遇事通风报信、彼此协调，专门和张廷玉一派为敌。不过史贻直为人谨慎，行事秘密，难抓实迹，令皇帝头痛不已。
经过秘密调查与周密思考，皇帝决定采取一个出人意料的手段来打击鄂党，打击的目标则锁定在四品官员胡中藻身上。胡中藻，号坚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