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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历史中的个人：库切的魅力与《耻》的主题
作者：仵从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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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的，且是罪恶之色更具浓黑的“轮奸”(且不说露茜还是一个有同性恋倾向的女子)；性质远复杂于卢里与梅拉妮引诱与被引诱的“道德”故事，露茜的故事又是发生在新南非的、三个黑人男子与一个白人女子之间的施暴与被施暴的“犯罪”故事——黑白肤色的种族关系、前殖民统治者与新南非的“主人”使这一故事即刻离开了“肉体”而指向了政治、历史、种族、仇恨与报复。如前所述，露茜之被强暴有女性受辱之耻，这是易知易解的，但由于“政治”“种族”与“历史”的进入，就使“肉体”的被侵犯具有了强烈的象征色彩：它是历史(白人殖民者强暴了南非的土地，也强暴了黑人女子)的讽刺性置换(黑人成为土地的主人，黑人强暴了白人女子)。历史的“报复”与种族的“仇恨”在施暴者施暴的过程中得到了恣意的发泄。“受辱者”(露茜)以痛楚的身与心强烈感受到：“那完全是在泄私愤……那时候带着那么多的私愤。那才是最让我震惊的……可他们为什么那么恨我?我可连见都没见过他们。”受辱者的父亲卢里是清醒的：“他们的行为有历史原因……一段充满错误的历史……这事看起来是私怨，可实际上并不是。那都是先辈传下来的。”库切没有正面描述露茜受辱的情景，但我们却可以想见当施暴者的“黑手”在受虐者白色的肌肤上抚摸、揉搓、抓挠或者揪扯时射精般的亢奋号陕乐。这是“历史”的报复与“种族”的仇恨。库切以理性的清醒叙述了这个“故事”。他保持了可称为静穆的“超越”：他因这一“故事”历史的“逻辑性”(必然性)没有指涉施暴者之“恶”之“耻”，但“立此存照”式地记述又事实上传达了自己隐在且见解深远的态度：在历史上以白人的骄傲对黑人的歧视与肆虐或者在今天以黑人的愤怒对白人的仇视与施暴都是罪恶、都是“耻”。这是勘破历史的见识。(而当今的南非总统姆贝基等对《耻》之不满，认为它歪曲了新南非的现实这一认识似乎是政治化误读；作家王蒙曾谈到一九八六年见到库切的同胞同行、言行果断的南非女作家、亦即后来一九九一年之诺贝尔奖获得者戈迪默时发现了她面对新南非“新的现实，戈迪默话似乎不多”。王蒙认为，这是因为“很多作家都可能面对‘后革命’的困惑与尴尬”。一九九九年的库切以《耻》“说”出了自已不困惑但尴尬的“话”)。正因此，当依然部分保持着白人偏见、成见的父亲卢里要她离开南非去往荷兰(实则是逃离历史的逻辑性)时，露茜选择了“留在这里”的“承受”。她宁愿面对“承受”之耻：不报警、不报复、不离开、与黑人佩特鲁斯结婚、把土地转卖给他、当他的佃户——她在代“历史”受过。面对历史与现实，她是“无奈”的。作为虚构故事中的人物，库切当然可以让她逃走，但逃走会使《耻》真正只成了一个故事而已，并非愚人笨伯的库切理智地让她“留下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用小说中一位黑人、也是露茜后来的丈夫与主人佩特鲁斯的话说：“她是个向前看的女人。”这使历史的线索未被中断、逻辑得到遵从、而《耻》因这一处理也具有了历史主义的深刻与价值。
相对于技术性的“卢里之耻”而言，亦相对于隐在的“黑人施暴者之耻”而言，“露茜之耻”是实质性的，焦点的，因为在此一“耻”之中揭示了一个深刻而严酷的事实：历史无法割断；历史中的个人无法逃脱历史。作为证明之一的露茜，往昔历史的逻辑今天在作为受虐者的她身上延续，她必须也只好因殖民者的“父辈”之罪恶而蒙羞：“他们觉得自己是讨债的，收税的。如果我不付出，为什么要让我在这里生活?”“也许这就是我该学着接受的东西。从起点开始。从一无所有开始。真正的一无所有。一无所有，没有汽车，没有武器，没有房产，没有权利，没有尊严。像一条狗一样”(这又恰是当年白人殖民统治者蹄下黑人的状况)。作为不能从历史中逃出的人的另一证明是施暴者的三个黑人，他们同样受困于历史的仇恨而以令人发指的“暴行”面对了历史与历史中的个人。无论其历史的“逻辑性”多么充分，因为恶，他们同样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之柱”上。而卢里则是证明之三：他依然的白人的成见、偏见与优越感使他在努力理性面对历史与现实时又同样受困于白人眼中的历史。历史中的人不能从历史中逃出确是人与人类的悲剧(说句题外话：当今世界的战争、冲突与矛盾几乎无不与历史相系，无不与人皆不能从历史中逃出相系)。怀疑主义的库切清醒地意识到了人类的这一宿命，作为一种象征与寓言，他在小说结尾时让卢里放弃了出于同情与怜悯想让一只年轻的、喜欢音乐的狗再活几天的念头：“贝芙·肖说道，‘你不留他了?’ ‘对，不留他了。’”(注意：库切在原著中用了人化的“he”而不用动物化的“it”)——病狗终究是要被处死的，这是狗之命运，几天的苟活并无质的意义，犹如人不能逃逸于历史，这是人的宿命。一种对人与世界的关切使心有希冀的库切画出了这一阴郁的图景。《耻》引起包括姆贝基总统、库切的友人同志等的不满与批评(这种压力甚至使库切移居澳大利亚)恰是由于库切写出了新南非不能从旧南非的阴影中走出、历史的人囿于因历史生发的诸多问题横亘在现实的面前、而属于南非自己的问题也不会因政权的更迭随风飘去。有在当下的南非生活了两年的中国论者对《耻》深有感悟，她写道：“库切的伟大，在于他对历史、对未来的洞察力。只要看看南非的邻居津巴布韦这两年来噩梦般的所谓‘土地改革’，你就能意识到《耻》中的预言。”(恺蒂)身在此山中又非此山人的这位中国论者的看法是中肯的。
至此，似乎可以总结关于《耻》之主题的解读了：库切以卢里教授的“道德之耻”的故事将主人公送进了由他的女儿露茜、三个黑人以及相关人物“历史之耻”的故事漩涡中。作家以露茜、三个黑人、卢里等彼此之间具历史意义的“冲突与纠葛”揭示了历史与历史中的个人的悲剧性。“历史与历史中的个人”乃是《耻》之主题。戈迪默说：“他的主题都在从流血的严酷事实中提炼出来的。”这当是知者言。《耻》中流着隐在的黑人的血与白人的可见的血，但血色是同样的红色。他们都是历史中的个人。库切作为冷眼“历史与历史中的个人”这一沉重而尖锐话题的小说家，显示他跳出民族主义、世界公民式的“超越性”视野与眼光(这让人联想到同样性质的作家，自称“世界公民”的二○○一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
库切何以能有此“超越性”?这应与他的出身、经历、经验有关：其父是荷兰裔南非人、其母有荷兰与德国裔双重血统、幼年贫困窘迫的家境、与黑人的交往与友谊、对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的痛切体会、成年后在英国的从业、一九六五年后在美国的求学与执教、沐欧美风雨后重返南非的新体验以及离婚独居、儿子二十三岁时的意外死亡、孤身与女儿相伴等等。复杂的背景与大范围的世界性频繁“流动”无疑使其“根”的意识淡化、个体意识增强、视域更趋开阔。这也应与他的思考、思想与境界有关：从库切包括小说、文论、政论在内的各种著作和访谈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其所思所虑。其所虑者大，所思者深，焦点是政治、历史、人、人的命运、社会、专制制度等具有世界性、普遍性的问题。在思考中，他充分显示了作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使命感；显示了一个学者型小说大师的周全、睿智、深刻与大境界。他的小说成为精品、有沉甸甸的分量在根本上可说皆得于此。
库切以古老的现实主义成《耻》并成当代经典，确是富有意味。犹如老树开新花：现实的内容、有序的时空、单纯的线索、渐次展开的叙述、好读且具“刺激”性的故事、日常化的语言、性格化的人物这些传统的小说元素照样可以写出具现代性的好小说。但这并非是无条件的。时代、文学、观念、美学情趣等毕竟都在变化。现实主义有生命但不可不知权变，胶柱鼓瑟。可以看出，库切在《耻》中保持的“冷静”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冷静”是不同的。库切的“冷静”一见惜墨如金不浪掷一词的精洁文字，全无悬疣赘肉；二见叙述者置身局外的不见声色。作者从未以叙述者之口发惊听回视之高论或自以为是之瞽说。越是尖锐、重大、刺激的题材(或内容或主题)越是冷静的叙述其内外张力就越大也越拿人。有论者惊叹：“世界上居然有人能写出这样简单，然而又这样有穿透力的英文!世界上居然有人能用这样不煽情、不宣泄、不夸张的语调，讲述一个如此让人觉得彻骨冰冷的故事。”这一反应是有代表性的。除了“冷静”之外，库切也以《耻》证明了他将传统的现实主义不懈深化的努力：他将对社会、现实、历史、人性的反映经由思考与抽象，上升到哲学的、寓言的品位：“露茜之耻”是关于历史与历史中的人的一个寓言；其所涉是“暴力”“生命”“自由”“责任”“尊严”“权利”等等哲学化问题。哲学产生的普泛性与寓言产生的丰富性使现实主义顿时活力勃发，蕴蓄无限。
似乎还应注意到库切的内向性格与岩穴孤处的生活方式：孤僻、寡言、拒绝媒体与交际界、素食主义、不烟不酒、闭门写作以及酷爱自行车运动等等。其中传达的信息至少有：一位作家是用自己的笔对世界说话的；作家的书是他与世界的桥；一位作家是将自己的思考与自己创造的艺术之美融化于自己的作品之中的方式进入并参与历史的。看到我们口中唱着“走向诺贝尔”的热情歌曲、脚下忙着在文坛上赶场子、在媒体上混脸熟、闹林麻雀般的那些作家们，库切的生活方式或许是西窗之外徐来的一缕清风?
在阅读《耻》时，我还读到一个十分亲切的段落，那是卢里与女儿露茜关于卢里与梅拉妮故事的一节谈话，引来同赏：
“他们建议我妥协，可我不愿接受。”
“什么样的妥协?”
“接受再教育。性格改造。用术语说就是心理咨询。”
“难道你就那么完美，连一点心理咨询都接受不得?”
“那太让我想起毛的中国了。当众认罪，自我批评，公开道歉……”
你瞧，不只是我们知道南非小说家库切并读他的小说，他也知道我们“中国”，尽管是“毛的中国”，尽管是一个南非小说家眼中的“毛的中国”——这也折射着我们的“影响”与我们的“形象”。是否?
《耻》，［南非］J·M·库切著，张冲、郭整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附：
耻(节选)
十一：受辱
一个星期三。他起得很早，可露茜在他之前就已经起床了。他发现她正看着水池里的几只野鸭。
“真可爱，不是吗?”她说道。“它们每年都回来。同样的三只。它们能来我这里，我觉得自己真是很幸运。竟然被它们选中了。”
三个。这倒可能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他、露茜、梅拉妮。或者是他、梅拉妮、索拉娅。
两人在一起吃了早饭，然后带着两条道勃曼狗出去遛遛。
“你觉得能在这里，在这个地方生活下去吗?”露茜猛不丁地这样问道。
“为什么?你是不是想雇个新的护狗员?”
“不是。我可没那么想。不过你肯定能在罗德大学找个职位什么的——你在那里一定有些熟人，再不然就在伊丽莎白港。”
“没有，露茜。我已经没人要了。我走到哪里，这丑闻就会跟到哪里，粘在身上弄不掉。不行。即使我要找份工作，也得是那种不太招人耳目的事，比方说记账员啦，护狗员啦什么的。”
“可你要是想堵住散布丑闻的人的嘴，难道就不应该站起来为自己洗刷名声吗?你一味地藏藏掖掖，闲言碎语不就更厉害了?”
露茜小时候说话不多，很少出头，对他只是观察，却从来——据他自己看——不做评判。现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