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道德革命与文学的革命道德理想
作者：李咏吟
卢梭高举自然主义的大旗，为人的全部自然德性正名，也承认人的全部自然德性的合法地位，即在道德和自然之间，卢梭永远捍卫“自然的合法性”。在卢梭的道德革命中，他并不极力攻击基督教道德，只是捍卫自然道德的合法性，以自然道德来代替宗教道德，不过，他的道德建构工作所产生的破坏力，无疑是极大的。在卢梭之前，人的自然德性被基督教道德所否定，卢梭重新恢复了自然道德的合法性，为人的正常情感和爱欲正名。在卢梭看来，只要是自然的人性的展露，就不必过分在意它是否合乎世俗道德。
尼采的道德革命的基点，是为了极度张扬人的生命欲望，甚至认为道德就是为了张扬个体生命欲望本身。他将个体生命欲望的伟大解放，视作自由与道德的最高境界，而且，在希腊文明范式中找到了强有力的依据，他借此否定了基督教道德。在他那里，生命道德的化身，就是“狄奥尼索斯”，这是强调生命冲动的完全合法性的新式道德伦理，是与旧式道德伦理有着根本冲突的新型伦理。尼采以反世俗道德的方式，建立了生命欲望和野性的合法地位。
马克思的道德革命，立足于个人自由解放，试图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理想，并以公正、自由与理想乃至社会平等作为社会革命的理想目标。马克思没有想到的是，后来的革命者，并不强调个人生命欲望的自由解放，相反，强调革命必须去绝个人生命欲望，使之显示出革命的神圣性。社会革命必须以无产阶级的新型道德理想作为基本动力，必须处于彻底的无私状态，从而以新型道德理想建构出理想社会，并要以此理想社会否定私有制社会，从而，真正实现人的平等自然共和。马克思的道德革命主张，是以“彻底扬弃私有制”，坚守共产主义的自由理想作为思想旗帜。马克思所导致的道德革命，为无产阶级的自由解放事业奠定了基础。这一思想，自然植根于对英国经济主义伦理学和卢梭的自然主义思想之反思批判与重建中。①马克思所构建的新型共产主义伦理的本质在于：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要造就完整的人，并与资本主义的文化道德分道扬镳。
二、革命道德建构中的激进倾向
西方道德革命对东方社会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特别是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过，中国道德革命对两方道德革命思想的“接纳与回应”，有着自己独特的道德标准，这对于探索“中国道德革命的本质”以及“文学中的革命道德”自然是有意义的事情。
实际上，西方道德革命的“深刻震动”向着两个方面发展：一是人性的彻底解放。人的生命情感和欲望获得了合法地位，尤其是自由的爱情和性欲，得到了西方社会的再次肯定。应该说，这一思想方向只是对希腊传统的回归，还不是崭新的道德革命范式，因为希腊人极端强调自由的爱情和自由的性欲表达。实质上，人性自由解放主要表现在这两个方面，因为人们有了恋爱的自由，有了性欲的自由，社会就处于非禁欲状态，情感就可以得到自由表达。基督教道德致力于保护的道德，实质上就是反对爱欲的自由。卢梭所强调的人性自然和自由，应该说是生命的和谐状态，但尼采无疑将这一思想夸张地发挥了。在卢梭那里，爱欲还是含羞的理想的：在尼采那里，爱欲已是赤裸裸的性的力量的喷射。实质上，在尼采那里，人的全部野性欲望和意志都获得了合法性，主人道德战胜奴隶道德，一切转变成了自我中心主义
和野性中心主义。自然法则本身就是自由法则，自然法则，实际上在尼采那里并没有任何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革命实质上是“情欲革命”，而情欲革命对“禁欲的道德”又能形成了最根本性的破坏。这说明，“情欲意义上的道德革命”，在道德禁锢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发生。事实上，情欲意义上的道德革命，成了社会革命的自由新声，每个时代或每一社会的道德革命与自由呼声，通常是通过“情欲革命”引起的，这只是道德革命的简单而直接的表现形式。
空想社会主义的道德理想是：人类社会没有剥削，大家接受公平分配，严格遵循社会秩序，消除强烈的私人欲望，削弱家庭亲情依赖，大家共同生活在自由生活秩序之中。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革命道德，对无产阶级的道德革命者产生了重要启示，马克思已经清晰地看到，无产者永远是无产者，他不可能获得与资本家平等自由的权利。因而，必须有一些道德觉悟者，来领导无产者进行革命，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样，道德革命所反对的是人的最根本的自私本性，这种自私本性，是人的道德天敌，是人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所反对的恰好是这种自私本性，因为扬弃私有制即是为了铲除自私本性存在的土壤，所以，公共生活和共产主义成为无产者道德革命的理想与旗帜。
应该承认，法国人革命或罗伯斯庇尔的道德革命思想，还不可能达到马克思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高度，但罗伯斯庇尔以卢梭思想作为革命旗帜，反对自私性，强调革命性道德的纯粹地位，与马克思有其一致之处。罗伯斯庇尔的“道德革命”，首先要求革命者具有
高尚而自由的美德，即首先要从私人道德或情欲道德中解放出来，“解放情欲”不是罗伯斯庇尔的革命目标，“消除罪恶”才是他的革命目标。因此，罗伯斯庇尔对每个革命者的道德要求是严格的，即必须把生命全部献给革命事业，而不能借机满足个人的私人欲望。因此，
他对革命者中的偷情者和自私者极不宽容，或者说，革命道德需要新的禁欲方式，必须遵守新的爱情方式，而不能像资本主义道德价值秩序的情欲解放者那样，通过放纵情欲来理解道德革命。道德革命只是法国大革命者的革命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道德革命是社
会革命的人格建构的新基础。只有通过人的道德革命，才能建立新型人格和思想价值观念，实际上，罗伯斯庇尔的“道德革命”所导致的“革命道德”，有违人的生命本性，即忽略了人的私心、私情和私欲的合法地位。结果，在无私心、无私情和无私欲状态之下，人成了革命的工具，这样，人的主观意志就受制于革命信仰和革命理想。②
在法国大革命时代，人的行为无法由自我主体性主宰，即为了革命牺牲生命，乃至为了革命实施屠杀和死刑就变成了合情合理的事情。法国大革命构成了新型人格生命观念，创造了新的生命方式，这种新生命方式是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为革命对象的。法国大革命在缔造了一大批革命者的同时，又压制了这些革命者的正常生命情感、欲望和个人自由权利，革命的统一标准和革命者的集合状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人形成了“新的革命道德约束”。所以，这种革命道德，从本质上而言是“无我性道德”和“非自私道德”，是“公有化道德”和“标准奉献型道德”。这种道德模式具有新鲜性，但是，一旦它长期对个人生命欲望形成了内在制约，它就必然会产生异化作用，从而使革命道德走向反道德或非人性化道德领域。
任何新的道德范式，在没有经过个体实践和反思之前，总是具有其理想性的光辉，因而，新的革命性道德永远能对青年人和革命者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但是，一旦当人们经历了“革命道德”的洗礼之后，就会对革命道德形成新的评价，因为人的天然生命本性使人们更在意个体生命情感和生命欲望的自由表达。一旦个人的自由被完全剥夺，人只是公共道德的抽象符号或机器，它就丧失了生命道德的本源性意义。应该肯定，“革命道德”在推翻专制皇权的历史革命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至少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者的新型道德意志，真正动摇了专制皇权的合法根基，为西方国家政治的现代转型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只有在这种社会革命和道德革命之后，平民才可能有当家作主的权力。每个人通过个体生命的奋斗就会成功，而不必遵循世袭的社会政治制度。这种社会革命和道德革命的决定性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否则的话，人类还将在专制皇权的神圣威严的压迫下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