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道德革命与文学的革命道德理想
作者：李咏吟
先看革命道德理想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积极进步意义。必须承认，革命道德理想在社会革命和道德重建的历史过程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以法国革命道德文学为例，当时，人们争论的焦点是：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革命者能不能自由地进行性爱，革命者的自由生活应该是怎样的，这一切都需要进行理想展望。从毕希纳的《毕恭毕敬的妓女》对革命者的讽刺来看，当时的革命道德的完全革命化和去绝私欲的绝对意志，是违背人性的思想观念，违背人性的革命道德理想，自然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道德理想。⑤
以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革命文学为例，当时，革命文学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些进步的青年因为革命道德理想的启发而投身革命事业，他们在战争中表现得英勇而美丽，他们为了俄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革命文学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不许表现负面的内容，同时，对资产阶级的文化采取禁锢的态度，这样，只有“革命的文学”，而“革命的文学”在创造理想的形象时，其道德理想往往背离了人性的自然要求，结果，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和革命道德理想表现出自身的思想局限性，并对革命事业产生了一定的危害作用。
以现代中国革命文学为例，一大批进步青年因为看到了俄苏的进步文学作品而投身于人民的革命事业，为中国革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许多进步青年因为看了革命文学作品冲出旧家庭，献身革命事业，或走向延安，或为了进步事业而献出生命。可以说，革命文学在鼓舞人民的革命事业冲动方面，鼓励人民为了革命的事业献身方面具有特别重大的作用。任何文学艺术作品都不可能像革命文学这样让革命青年能够为理想而战，为未来美好的事业而战，革命文学与革命道德理想真正造就了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人。
再看革命道德理想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负面作用。诚然，革命道德理想是伟大的，因为他与人的自私欲望作斗争，与人的享乐主义相斗争，与人的私心而斗争，这样，革命道德理想自然有其纯洁化的要求。在革命文学兴盛的时代，我们不能也不可能看出革命文学的这种纯洁化要求的局限性，因为革命事业高于一切，如果没有无私的冲动，革命事业就不可能成功。但是，在革命成功之后，人们就变得茫然起来，即革命的目标是为了自由的生活，人又不可能无限纯洁下去，人们始终受到生命欲望的挑战，同时，也受到自然的生命情感的挑战。但是，革命文学或革命道德理想，在无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革命获得成功之后，始终不能让人们既葆有革命理想，又让人民能够自由地生活，自由地爱，自由地享受生活。无产阶级在获得了革命的胜利之后，在和平的生活与文化中，人们依然用“革命道德的纯法化要求”来约束人，这时，道德革命理想与现实生活要求之间就出现了矛盾。
“革命道德理想的文学”在自由地想像革命胜利之后的生活方面表现得“缺乏想像力”，他们以为资产阶级的一切生活作风皆是必须反对的，殊不知，只要是人，无论在怎样的社会理想下，都有其共同的人性，都有爱的要求，生命原欲的要求，都有理想与现实的双重要求。资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的共同局限在于：他们忽视了生命的自由要求，忽视了人性的基本而正常的生命要求。必须承认，革命文学理想为世界革命的事业的成功，为中国革命事业的成功做出巨大贡献，但是，革命文学在自由地展望革命的自由的理想生活方面出现了“想像的贫乏”，所以，革命文学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实际的影响。
应该承认，革命道德的探索，在中国新文学中显示了自由而美丽的精神，使中国新文学中的民众英雄创造，具备了热爱人民和大公无私的高尚情怀。然而，这种文学创作中的道德理想与现实生活中的实践活动之间形成了巨大裂痕，“高大全”的英雄，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是“假丑恶”的化身，这就使得文学中的革命道德形象与现实生活中的革命道德形象之间发生了“本质变异”。人们自然期待文学中的革命道德英雄，然而，社会发展的事实是：贫穷、饥饿和斗争的现实格局无法形成根本性转变，因而，中国新文学呼唤新的道德英雄。应该说，在文学中创造出一个典型的具有时代精神风貌的道德英雄并不难。问题在于，它如何才能变成普通人所认可的自由价值伦理，成为每个人生命中能够信守的自由、正义和正直的德性。自然，我们不能让好人永远停留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当文学的自由伦理准则，不能成为日常生活中人所崇敬和信守的道德范式时，文艺中的革命道德或新型道德，就只是审美道德理想或虚幻虚假生活的骗术。值得重视的是，现代中国文学中的道德意识倾向是：人们越来越重视回到日常生活本身，即往日常生活中展示人的美德情操，从平凡人物身上发扬美德范式。这种转变，已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开始出现。当我们从日常生活出发去理解和探索美德的可能性时，中国文学中的真实自由的道德形象，就可能出现。实际上，民族性的新型道德范式，不仅要成为新文学的表现内容，而且应该成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普世价值伦理的日常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重建”比“道德革命”或“革命道德”更为重要。
①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1987年，第73—108页。
②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48页。
③虽然《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苦难的历程》、《静静的顿河》、《死刑台》等作 品对“革命道德”进行了自由表现和深入反思，但是，从俄罗斯社会的急剧的政治变革和道德变 革来看，这些革命理想道德虽然有着无穷的魅力，但它毕竟未能成为人们普遍信仰的价值准则， 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文学或文学中的革命道德事实上处于“尴尬的境地”。
④瞿同祖认为中国法律的根本精神在于家族主义与阶级分别，参见《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 书局，1981年，第327页。梁治平认为中国法律中的儒法合流只是德刑并用，德主刑辅，说得更 明白些，是礼与刑的结合。参见《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2页。
⑤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0—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