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道德革命与文学的革命道德理想

作者:李咏吟




  儒家价值伦理家显得缺乏野蛮的力量,因为儒家伦理注重“他者”,西方伦理注重“自我”,儒家价值伦理注重“仁义”,西方价值伦理则注重“正义”。要想打破等级社会价值秩序,建立自由平等的社会价值秩序,自然必须参照西方的道德与法律思想。
  事实上,现代性道德往往以个人自由与平等正义作为思想前提。西方社会以武力的方式,“强行”让中国人接受他们的道德价值秩序,这里,既有自由正义又有强权真理。历史已经说明,在这种文化价值对抗中,中国文化道德秩序处于悲惨的失败境地。与此同时,中国的道德革命者,在寻求道德变革和革命道德的历史过程中,本能地将道德文化理想原则的建立转向西方世界。因此,西方社会的强权道德的侵略和中国先驱者对西方道德价值原则的寻求,揭开了现代中国道德革命的大幕。从根本上说,西方道德价值秩序,对中国本有的道德价值范式形成了剧烈的挑战。
  中国先驱者采取了极端的态度否定中国传统道德伦理准则的方式,这样,将“道德的阶梯”从中国的舞台后部“撤走了”。也就是说,中国人在“道德革命”面前,找不到归依,因为儒家价值伦理被否定,部分坚守者的声音和力量,又无法胜过这些道德革命者的激进行动。与此同时,西方的道德价值伦理原则,虽然在观念上被引入了中国,却不能形成中国人生命实践的基本准则,这样,中国固有的儒家道德准则和西方近代道德准则,在中国现代社会皆处于真空状态。于是,在失去了一些道德理想原则支撑下的中国,人们只能在被革命道德颠覆后的日常道德境遇中,坚守日常生活价值准则。也可以说,在传统道德解体之后,在旧道德与新道德的部分合理性因素支配下,人们维护着基本的道德价值支撑,但它很容易被“时尚的道德”颠覆。
  中国传统道德遭受的最大的打击,则来自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当时,新的道德准则实质上是“穷人中心主义原则”与“革命绝对合理原则”,即只要是表达穷人立场,或只要是扛着革命的大旗,就是“最好的道德”。最为致命的是,革命道德继承了一切革命道德所具有的无私性和非人情化特征。即为了革命,可以将一切亲情和日常生活伦理予以彻底破坏。由于信仰和道德的大解体,中国社会至今还无法建立真正的自由、平等、主义的公共社会伦理准则,许多公民依然是以极端个人主义的“奴隶道德”或“反抗性道德”
  来维护个人的最大权益。自然,公正自由秩序,在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徇私之中被破坏殆尽。于是,中国社会处于极端的道德焦虑状态之中,所以,商业伦理和日常生活伦理,在现代社会中的重建已变得迫切和紧要。
  
  四、重估文学艺术中的革命道德理想
  
  文学艺术中的革命道德理想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革命道德理想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没有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革命道德理想,也就不可能有文学艺术的革命道德理想,这是生活对文学的决定性意义所在。问题在于,没有对革命道德理想的想像,何来革命道德理想的实践?
  所以,在文学艺术创造中,始终隐含着革命道德或道德革命的因素,但是,我们从文学史料中不易找出这样的证据。应该说,所有的“道德革命”或“革命道德”的要求都源自于民众的自由想像。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如果看到不公正不平等,就会想像公正与平等的社会:
  如果我们看到社会的道德败坏,就会想像理想的社会道德,因此,现实生活自身才是人们想像自由与理想的道德文化图景的根本动力,也是革命道德形成的直接思想动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道德革命的创建者与推动者。
  文学艺术中为什么需要“新的道德革命理想”,这是由现实生活本身决定的,因为人类要追求自由与美好的天然冲动。人不甘愿只是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人希望成为理想中的人,尤其是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更希望成为救苦救难的英雄。在人类的历史上,正义、伟大、牺牲、英勇的品格总是最令人敬畏的,没有人喜欢残暴,除了残暴者,人们只渴望自由与美好。所以,我们的文学一直在创造道德高尚的英雄,一直在创造自由美好的人生故事,这种创造冲动就是道德革命思想的起源。然而,在中国社会,真正的道德革命,还是近代性的文化历史概念。
  现代中国道德革命源于人们对自由美好的社会生活的向往,虽然我们很早就有大同世界的理想、世外桃花源的理想、西天乐土的理想、天国永生的理想,它们虽然带有乌托邦的性质,但无一不是人们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展望。理想所面对的现实社会生活是,国王或皇帝所代表的专制文化力量维护着社会的“自由与不平等”,它们压制人们追求自由的权利,它们利用自己的警察与军队镇压人们追求自由与平等,它们强制人们交纳高额税收,它们强迫人们参与战争。自由的热爱者与自由的追求者自然反对“暴政文化”,所以,革命的理想在专制的时代是最容易生长的事物。但是,在宗教的压迫下,在无知的作用下,在专制的统治下,革命的理想自然不能萌发,只能停留在低级思维水平上。
  在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真正唤起了人们对自由与美好社会的渴望,因为只有在人人平等的社会文化前提下,只有在人必须寻求自己的尊严与平等的思想下,人们才可能寻求平等,才能设计自由。英国人对自由与美好的展望,对乌托邦世界的展望,推动了西方社会的革命。真正对全世界革命事业与革命理想形成伟大启示的还是法国的革命者与自由的思想者。法国革命者与思想家,不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全世界争取自由与和平的人树立了榜样,而且为全世界人民创造了自由宪章,这不是乌托邦的世界理想,而是可以进行革命实践的现实社会理想。只有具有自由理想的人,才能设计自由理想的社会生活与法律。法国大革命给全世界人民树立了革命的榜样,确立了革命事业的伟大意义。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不仅有伟大的革命领袖,而且有伟大的革命思想家,或者说,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为法国大革命准备了思想与文化条件。
  
  
  启蒙运动的伟大先驱者给法国大革命准备了思想武器,反过来,法国大革命又推动了启蒙运动和狂飚文化运动,从此,人类的文学艺术和革命就不仅停留在想像阶段,而是可以找到现实思想革命与文化革命的楷模,人类的革命理想得以无限发展,人类的文学艺术创造也就获得无限的动力。说到法国大革命,我们就不能不提到思想的巨人卢梭、狄德罗和伏尔泰等人,他们为人类的革命事业确立了自由的理想,特别是卢梭的道德革命理想对人类文化的进步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卢梭的思想不是突然形成的,可以说,他综合了日内瓦公民的自由理想、基督教思想中所蕴含的博爱精神、市民社会的平等与质朴理想、希腊罗马古典社会生活中的自由精神等因素。在底层生活体验中展开对革命道德和人性自由的想像,才是卢梭思想的伟大动力所在。他的平民文化思想精神,是人类道德革命的巨大力量所在,卢梭不仅通过思想探索的方式启蒙,例如,他对艺术与科学的反思,对社会契约的规定与想像,对不平等社会思想起源的考察。同时,还应看到,卢梭特别善于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启蒙,例如,他借“爱弥尔”的自然成长创造了新道德生活范式,通过“新爱洛伊斯”为自由美好的爱情生活进行注解,他还通过《忏悔录》的方式歌颂伟大的人性自由。应该说,通过自由与自然生活的审美想像,他表达了自由人的自由生活意志,尽管他毕生始终受到来自贵族社会的攻击与诽谤,毕生处在痛苦生活的压迫之中,但卢梭的伟大自由的革命理想终于在人类心灵生根开花结果。
  卢梭是代表平民意志的伟大思想家,他对人类思想的伟大贡献永远代表着社会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展望。卢梭的思想自然有其继承性,但他对人类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始终站在自由人的立场上。如果卢梭的思想还只是提供了自由的理想,那么,后起的革命思想则将人类社会革命视作行动的目标。乌托邦的思想,自由启蒙者的理想,英国与法国大革命的思想直接启发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是将道德革命发挥到一个新型历史阶段的思想动力和价值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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