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外语教学改革出路笔谈（十二篇）
作者：佚名
方面的课程。“3小时”的英语选择题试卷也该进档案馆了，取而代之的是学生平时课堂讨论和读书报告(口头和笔头)和期末论文(2000词以上)等。目的是培养英语专业学生会用英语表达更多更深的无“形”思想，却早“忘”了英语“四会”技能的“有形”苦恼。学校状态应该是教师“闲”，“闲”得有时间做学问；学生“忙”，“忙”得无时间寂寞，且有成长的烦恼。
为什么全世界在乎一只球在“网”的里面还是外面，而为之雀跃或沮丧?我就不信世界变到莎士比亚请不进课堂!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朱刚教授：外语专业学生普遍存在的思想浅薄现象的原因
在国际环境已经大大改变的今天，对外语实用性的强调依然有过分之嫌，上述的短视现象依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所导致的一些后果虽然有目共睹，但似乎仍然没有引起教育主管部门的注意。
首先，我们的外语专业教育和欧美发达国家外语专业办学思想差距较大——大学教育根本上说是对“人”的培养，其次才是成“材”。外语教育也不应当例外，不应当把大学的外语专业等同于职业教育或者语言学校中的语言培训(特殊需要当然除外)。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高水平大学的外语专业建设和欧美高水平外语专业接轨程度很低，“专业”水准甚至不及港台地区的外语专业。国家教育部门似乎曾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在20世纪60年代初设想充实和加强教育部直属外院学院和综合性大学外语系的建设，因为“它们是高校外语教育的母机”。80年代初，教育主管部门也曾对外语专业的“传统”做法给予一定的肯定：多开与专业相关的选修课，在相关系选修合乎本人志趣、爱好和特长的人文学科课程，培养学生的学习志趣，扩大知识面，“这种做法与单一语言教学体系相比，确实有利于培养他们对工作的适应能力”。但在随之而来的商品经济的影响下，为了获得社会认同，外语教育的工具观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外语专业的办学指导思想仿照公共外语，把语言技能训练作为它的中心工作(尴尬的是，为技能而语言的做法并没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外语技能，外语专业学生在外语技能上并不一定强于很多非外语专业学生)。
强调技能训练的后果之一，是外语专业学生在校期间思维能力退化。甚至可以说，与其他学科相比，他们四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停止了思考，知识结构没有得到有效的优化。时下的精读泛读把阅读切成一片片孤立的语言材料，在机械模仿中兼顾思维训练只是一厢情愿的说法，并没有也很难取得实质性效果。
后果之二，是研究生质量和师资水平受影响。由于本科阶段鲜有机会锻炼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初步形成科研意识，养成思考习惯，没有学到科研方法、步骤、要求的基本知识，不得不在研究生阶段进行补课，费时费力。因此，外语专业相当比例的研究生虽然通过了论文答辩，对学术研究依然毫无感觉，这是做导师的最大遗憾——科研习惯的养成需要一个过程，速成的效果不会理想。这种情况在博士生身上也时有发生，博士生科研补课是我们博士生培养的重要内容之一，究其原因，也可以追溯到本科阶段实用化的培养方式和课程设置。当前外语专业师资基本依靠国内培养的研究生来补充，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生人文素质的低下直接影响到外语专业本科生的培养。即使是精读泛读，其选文也有较深的人文性思想性，尤其在大学三四年级。技能模式下培养出的师资，很难开设或者胜任人文课程教学，所以技能模式的“复制”(语法分析、词汇讲解、口头训练)成了最省力最常见的做法。
后果之三，是外语专业学生普遍存在的思想浅薄现象。连贯的口头表达虽然可以做到，甚至可以达到相当流利的程度，但是谈不出多少内容，因为技能课程本身就鲜有连贯的实质性内容。大学四年，知识积累的过程基本停顿了(考虑到遗忘因素，知识积累实际上不增反减)，表现为时下所谓的外语专业学生的“中外文化失语症”。外语学生对中国思想传统和西方思想传统的基本了解，恐怕远不及对托福和GRE的了解，思想的深刻性和对语言的敏感度恐怕远不及基本语法的正确性和口语表述的流利性。全国性外语专业演讲比赛中，语言的优美和外表的展示越来越难以掩饰演讲内容的单调与贫乏，外语专业更是难以招架走出国门的外语演讲辩论赛。
后果之四，是外语院系科研能力的低下。外语等于实用，外语专业理所当然就成了实用专业。南京大学教务处就曾一直把外语专业作为“应用学科”而非它所应当属于的“基础学科”，是在文史哲之外的另类——国内高校的领导恐怕对外语专业都是类似的看法。但是，外语专业又和法学、商学、社会学等“应用学科”有相当大的区别，后者并不把它视为己类。回想起来，外语置身于“学科”之外似乎早已有之：高考曾经设有文科、理科、外语，后者单独招生，于是高中也相应设有文科班、理科班和外语班，给人的印象似乎外语既非理科也非文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外语学院的设立不失为一种解脱专业“身份危机”的办法，也能在以学科建设为资源分配原则的大学里，用“外语特殊”为理由争得一部分资源。但从长远看，这种自我保护自我封闭的建制并不利于外语专业的发展。
1935年时的中央大学外国文学系就隶属于文学院，其培养目标之一，就是“研究各国文学及其民族思想之表现，以激发独立进展之精神，并培养为中国民族宣达意志之人才”。与之相配套的课程设置，要求外语专业本科生在中文系、哲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等跨系跨专业修必修课程。抗战时期对实用人才最为需要，西南联大英国文学系也要求必修中文系、生物学系、历史系、经济系、哲学系、社会学系不那么“实用”的课程。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王国维、粱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皆谙熟国史，精通外文，采用“中西并举、贯穿融会、为我所用”的治学方法，“复以本民族命运为重，孜孜寻求中国兴衰之原因”。老一代学人的治学精神和崇高理想，尤其是“宣达中华民族之意志”和“以本民族命运为重”这一外语专业的设立理念，在今日仍不失为外语专业办学的先进思想。陈寅恪先生的“中体西用资循诱”，吴宓先生的“择善而从，比较出新”，钱钟书先生的中西“打通”，这些治学方法和教学思想，其立意之高，境界之高，目标之高，和时下追求“通俗”、“实用”的做法对比何其鲜明。
不可否认，从国家需要、劳动就业、社会稳定的角度，外语专业不可能重走“精英”之路；扩招后形成的几十万外语专业在校生总体上不具备探究中西打通的潜质，由语言教学培养出的外语专业师资本身也没有“中体西用资循诱”的能力。但是，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迅速全球化的今天，保持民族身份、光大民族文化已经成为新形势下的当务之急，而加强中西文明深层次上的沟通，是外语专业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外语专业的建设眼光要开阔一些，考虑要长远一点；随着我们国力的增强，软实力的提高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形势下外语专业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一流”外语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