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3期

蒋介石与廖耀湘

作者:严 农




  我们过去都是蒋介石集团发动人民内战的实际执行者,破坏民族民主革命,用各种手段残酷地压榨和残害人民,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国家拖到了绝境,论罪真是死有余辜。10年来,在党和政府的耐心教育下,使我们逐渐恢复了人性,明辨了是非,从而树立了认罪服法、改恶从善的思想基础。党不仅宽恕了我们的罪行,而且把我们的灵魂从罪恶的深渊里拯救出来,使我们得有今天的新生,党之于我们,真是恩同再造!
  今天,当我们将要走向新生活的前夕,我们谨向您庄严地保证,今后在思想上、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永远跟共产党走,在工作和劳动中,诚恳踏实,力争上游,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生命。
  最后,我们谨以无限感恩图报的心情向您致以崇高的敬礼!
  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
   1959.10.2
  
  在人们的期待中,宣布特赦的这一天———1959年12月4日终于马上就要到来。管理员也用略带兴奋的语调,通知二十多位战犯去大礼堂打扫卫生。廖耀湘不在通知之列,却主动要求去打扫卫生。扫地、擦窗户、洗板凳,仅仅用了半个小时,可人人整整一天都沉浸在兴奋之中。第二天清晨,廖耀湘就对文强说:“人们常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我呢,却是人逢喜事夜尿多。昨天晚上,我一连起来六七次,别的人跟我差不多,一下又起来了,你往常是很少起来夜尿的,昨晚我也看到你起来两次。唉,我们每个人都被这特赦折腾得成什么样了呀!辽沈战役,我还没有这么紧张过呢!”
  上午9时,第一批特赦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大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功德林大礼堂庄严举行。
  这在中国历史乃至于世界历史上,都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开创先河的大会。因为翻开人类的历史,还没有发现开战双方,有过如此高规格的隆重的特赦对方战争罪犯的大会。
  会场布置得十分庄重和带着浓浓的喜庆色彩,礼堂讲台的上方,用红绸贴着“特赦战争罪犯大会”几个耀眼的大字,两旁挂着“我们的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两幅对联。
  主席台中间,庄严地端坐着首席法官,旁边分别坐着国家公安部和中央统战部的有关领导。
  两百多名国民党战犯,从八条胡同里鱼贯而出,排成两路纵队,悄无声息地走进平时看电影、听报告而这时显得有些威严的大礼堂。
  这些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今天不约而同地穿戴得特别整齐,每个人都刮光了脸,光洁的脸上,微露着一种严肃和兴奋,他们显得有些陌生地坐在平时如此熟悉的板凳上,倾身专注地凝视着庄重的主席台,郑庭芨拉着廖耀湘的手,轻声激动地说:“建楚,你看,主席台侧坐着的,是我的女儿。”廖耀湘注目一望,果然是郑庭芨的女儿,廖耀湘实实在在地感动了,喃喃地说:“共产党想得真周到。”
  战犯期待的最重要的一刻终于来到,首席法官宣读特赦名单了: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特赦令决定,首批特赦罪犯名单:
  杜聿明、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
  廖耀湘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深恐漏听了自己的名字。
  “杨伯涛、郑庭芨、邱行湘、周振强、卢睿泉。”
  法官停顿了一下,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以上人员,改造10年期满,确已改恶从善,现予释放。从宣布之日起,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
  廖耀湘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耷拉下了脑袋。他脑袋里一片空白,好一会儿,才爬满了一个个问号:特赦人员为什么没有我廖耀湘?无论是学习、劳动,我都不比任何人差,他脑袋里此时装的全是“为什么”?
  直到主席台上响起了一个女孩清晰的声音,他才从深深的思考中清醒过来。
  台上讲话的是郑庭芨的女儿郑心楠,廖耀湘以前到郑庭芨家做客,常常见到这个扎着一条小辫儿的小丫头。据郑庭芨告诉他,她现在在北京十二中上学,成绩很好,从未遇到过任何歧视。她用清晰的标准的北京话说道:“爸爸特赦回家以后,我要继续监督爸爸的思想改造,使他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代表特赦人员讲话的是廖耀湘的老上级杜聿明,廖耀湘对杜聿明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都听得很清楚,他说:“我现在是一个新生者,党和政府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只有永远跟共产党走,才能对得起毛主席对我的恩德。”代表管理所讲话的是廖耀湘如此熟悉的姚所长,姚所长像一个哲学家,对全体国民党战犯讲话,他语重心长一句一句地说:“我谨代表管理所全体人员,热烈祝贺第一批获赦人员,希望你们以人民为榜样,努力继续改造自己,实实在在成为人民中忠实的一员,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新生者。我们热切等待第二批获赦人员,希望他们以第一批新生者为榜样,努力学习,努力改造自己。过去,我常常对诸位说,‘亡羊补牢,犹为未晚’!今天,我应该对你们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要是在平常,大家一定会对姚所长这篇精彩的富有哲理性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而今天,大家却不约而同地没有鼓掌,因为此时每个人都在深深地思考着自己的未来。
  首席法官开始向每一个获赦者颁发特赦证。
  特赦证是一张并不太大的八开白纸,上面端端正正用毛笔写着获赦人员的名字,下面庄重地盖着带有国徽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大红印,中间印着特赦的有关说明。首席法官从桌上捧起一张,唱一个人的名字,一双颤抖的手便虔诚地将特赦证接过去。廖耀湘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老上级用颤抖的手接过特赦证时,眼里注满了泪水……
  第一批获赦人员走了,廖耀湘怅然若失。
  日夜生活在自己身边的老上级杜聿明离开了自己;自己老乡宋希濂、杨伯涛离开了自己;自己缅甸战场上的老战友郑庭芨离开了自己;自己的组长邱行湘离开了自己……
  廖耀湘的心空荡荡的。他热盼第二批特赦的日期早日到来。他像往常一样地啃着书本,他像平时一样默默地劳动着。但此时,他心灵深处却多了一个迫切的企盼,这就是:像自己的老上级一样,早日获得特赦。
  盼星盼,盼月亮,终于盼来了第二次特赦的消息。
  廖耀湘拿起一张《人民日报》,像上次王耀武一样,兴奋地向组员们宣读着:“1960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国务院第一0五次会议公报:第二批特赦战犯名单已送交人大常委会审议。”这一喜讯传来,功德林又像一盆开了的水,沸腾起来,人们奔走相告,猜测着这次谁能获赦。11月20日,刘少奇再次颁布特赦战争罪犯的命令,人们欣喜若狂,纷纷写诗写文章来表达自己的企盼和感激。廖耀湘以“墙报助理”的身份找到自己的老乡沈醉,要他写一首诗,沈醉慨然应允,立即提笔写道:“个个欢天喜地,人人喜笑颜开,有无特赦正疑猜,喜讯出人意外。何用担心着急,只须条件全齐,请看今朝第二批,肯定有他,有你!”廖耀湘看到这里,问道:“怎么没有沈醉呢?”沈醉一本正经地答道:“第二批肯定没有我。”廖耀湘心里却在说:你沈醉明里暗里杀了那么多共产党人,跟我们这些当兵的明枪明刀的战场上杀人可大不一样。第二批特赦,恐怕真的没有你沈醉吧!”
  在战犯的期盼中,宣布第二批特赦人员名单的日子终于到来。
  1960年11月28日,功德林大礼堂像第一次特赦一样,坐满了国民党战犯。
  廖耀湘端端正正坐在板凳上,他没有和身旁的同学交谈,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主席台褐色讲台上那一叠叠特赦证,他在猜测,这特赦证里,有没有“廖耀湘”这三个字。
  首席法官终于拿出一张纸,庄严地宣读获赦的名单了:
  “李仙洲、范汉杰、沈醉……”
  当念到沈醉的名字时,廖耀湘大大吃了一惊,他望了沈醉一眼,只见沈醉张大着嘴,久久合不拢来……此时,廖耀湘心里更有把握,连沈醉这样的人这次都获赦了,自己的获赦,更应是十拿九稳了。他用手遮着耳朵,一字不漏地听着。一个、两个、三个……等全部获赦名单念完了,他的右手还遮在右耳上。身旁的文强拍了他一下,说:“没有你啦!”廖耀湘这才如梦初醒,将右手放下。
  廖耀湘眼前一片漆黑,好像掉进了深不见底的大海。
  廖耀湘变得沉默了,他时时在思考着:自己为什么没有被特赦?他找到文强,倾诉了自己的疑虑。文强倒很开朗,说:“特赦总会有先有后嘛!五个手指头还不一般齐呢!这些事哟,我看你就别往心里去,‘但问耕耘,不问收获’!我想在功德林这么久了,我们应当做到这一点。”廖耀湘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他仍然按照自己的个性和习惯,在深深在思考着自己的问题。
  正在廖耀湘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一个特大的喜讯,突然降临到廖耀湘头上。
  1961年12月15日,领导上宣布第三批特赦人员名单。这天上午8点正,战犯们像上两次特赦大会一样,列队进入功德林大礼堂。廖耀湘由于前两批特赦榜上无名,这次心情反而泰然处之,充分做好了不被特赦,继续在功德林改造的思想准备。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宣读获赦名单时,他静静地甚至有些心不在焉地听着。当念到“廖耀湘”三个字时,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张着嘴,一下子没回过神来,直到身边的战犯推着他的身子喊道:“9号,念到你啦!”廖耀湘才如梦初醒,激动异常地向主席台匆匆走去,用颤抖的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双手接过重如千斤的特赦书,他颤巍巍地抚摸了一下手中的特赦书,眼睛慢慢湿润了。这可不是一张普普通通特赦书,这是他廖耀湘走向新生活的通行证,这是他廖耀湘第二次生命的启航书。他激动地坐在特赦席上,一遍又一遍轻轻抚摸着手中这张小小的特赦书,一次又一次喃喃自语地念读着手中这张小小的通行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特赦通知书
  1961年赦字第1号
  遵照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廖耀湘进行了审查。
  罪犯廖耀湘,男性,55岁,汉族,湖南邵阳人,该犯关押已经12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确实有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规定,予以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1961年12月20日
  一个鲜红的带有国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大印,庄严地盖在特赦证的下面。
  从此,廖耀湘成了一位堂堂正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从战犯到公民,廖耀湘整整走了12年。对廖耀湘说来,这是痛苦的12年,也是幸福的12年;是坎坷的12年,也是不平凡的12年。
  一个旧的廖耀湘,在这12年里,慢慢消失了!
  一个新的廖耀湘,在这12年里,静静诞生了!
  
  特赦以后,廖耀湘由于在大陆已没有家属,因而安排在北京。
  春寒料峭。北京崇文门内一家旅馆的天井里仍铺着一层积雪,积雪洁白的光泽,将旅客宿舍的玻璃映得晶莹透亮。一个人坐在窗前,在翻着一本日记。他中等个儿,戴着一副精致考究的眼镜,显示出一派有着深厚学识的学者风度。他略低着头,看得如此专注,以至一个人走到他的身前,他都没有发现。
  “建楚,在看什么啊?看得这么专注。”来到身前的人笑着问道。
  “在看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写的日记。”被称着叫建楚的人没有抬头。
  “今天怎么想起来看以前的日记了啊?”
  “今天周恩来总理要接见我们,我想理理头绪。”
  “周恩来总理认识你廖耀湘吗?准备得这么认真?”
  “你叫的建楚这个字,他可能不知道,但廖耀湘这个名字他一定会知道的。”廖耀湘十分自信地回答:“周总理对你这个解放战争时期的天津市市长杜建时也一定知道的,你也得好好准备准备呀!这是周总理第一次接见我们这第三批特赦人员。”
  “你准备跟周总理谈什么呢?”杜建时问。
  “什么都想谈谈,”廖耀湘合上日记本,“从蒋介石送我去法国留学,到回国抗日,从回国抗日到辽西战役和与蒋介石的纷争,一直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对蒋介石看法的改观。”
  “你想向周总理宣读一本《蒋介石和廖耀湘》啊?”杜建时笑了。
  “是的。蒋介石是一个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而周总理也是一个和蒋介石接触较多的人。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当校长,周总理在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在以后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和我与蒋介石之间的恩恩怨怨一样,起伏跌宕,让人深思。我和周总理交谈,不可能不谈这个问题。”廖耀湘认真地说:“我很想听听周总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你看,”廖耀湘重新打开日记本,“我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日记中有这么一段:今天,管理所姚伦所长找我单独谈话,专门谈了我对蒋介石的看法。他说:‘你对将介石的忠诚,只能说是一种愚忠。’我没有作声。‘忠臣不事二主’,这是我从小就受到的教育,也是自己一生信奉的的信条。另外,姚所长还说,在我写的交待材料中,没有写抗日战争中的昆仑关战役一段及缅甸抗日一节。不写这两件事,材料便是不完整的。应当实事求是,功是功,过是过。我听了以后,十分感动。这充分说明,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说明对一个功过分明,对国家对人民做过贡献的人,共产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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