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3期
蒋介石与廖耀湘
作者：严 农
“劳动锻炼得怎样啊，建楚？”杜聿明上下打量着晒黑了的廖耀湘，“脸都晒黑啦！”
廖耀湘笑着说：“说句套话，‘晒红了脸庞炼红了心’！”
“脸是晒黑了，心怕是还没有完全红啊！”杜建时插了一句。
张治中认真地望了望身前的两个晚辈，说：“再在劳动中扎实地炼一炼，就会变成‘赤子之心’了嘛！”
人们笑了起来。
“来。”张治中拿起一把锄头，“咱们一边干活一边扯吧！”
“您老这么大年纪了，”廖耀湘拿过张治中手中的锄头，“就别干活了吧！”
“我老了，”张治中笑着夺过锄头，“我的心也要在劳动中再炼一炼，才能‘老来红’呢！”
人们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
张治中一边耪地，一边对跟在身边干活的廖耀湘说：“建楚，在黄埔军校，我虽然没有直接给你上课，但你应当说是我的学生。”
廖耀湘慌忙答道：“文白老，我当然是你的学生，只是一个不合格的学生。”
“合格不合格，不是由你说了算，而是应当由当老师的说了算。”
“当然。”
“周恩来总理也是你黄埔时期的老师。这次我来看望你，”张治中停下了手中的锄，立在田畦中，神色凝重地说，“周总理还特别嘱咐我，说，你去告诉廖耀湘，听说他在功德林、秦城农场、红星公社表现得不错，我这个当老师的很高兴，希望他好好学习，继续努力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一股暖流，流遍廖耀湘的全身，他仿佛看见周恩来总理，在向他露着鼓励的微笑……
1963年2月，廖耀湘等在红星公社劳动锻炼一年，中央统战部和北京市民政局决定将他们召回北京。
统战部准备用小车将他们接回北京，
“还是坐马车吧！”廖耀湘说。
又是杜建时为大家赶马车，而且正好是来红星公社的那架马车。
“这架马车比来时驮的东西重多了。”廖耀湘感叹地说。
“不是和来时一样重吗？”杜建时不解。
“还有我们满载而归的收获呀！”廖耀湘认真中带着几分庄重地说。
杜建时笑了。他挥起一鞭，将马车赶得箭也似地向前飞去……
中央统战部的同志热情地迎接着他们。
“廖耀湘同志，辛苦啦！”中央统战部的同志紧紧握着廖耀湘的手。
“同志！”这是统战部的同志第一次称他做同志，他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亲切和温暖。
他在自己心里说：共产党终于将自己称同志了，自己应当如何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信任和尊重啊！
“你们休息几天，”统战部的同志握着杜建时的手，“有些事我们再商量。”
暖融融的办公室，几缕阳光从明净的窗外透射进来，洒在桌上几盆盛开的鲜花上，使室内充满了春天的气息。
“同志们，”统战部的同志和蔼地说，“今天，请大家来座谈，是要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从农场劳动回来的人员，屏息静气地听着。
“经周恩来总理提议，任命廖耀湘、杜建时、康泽三人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正式参加国家机构工作。”
统战部的同志捧起一本鲜红的任命书，庄重地交到廖耀湘手里，廖耀湘接过这本鲜红的任命书，激动不已。他轻轻抚摸着手中的任命书，想起了辽沈战役时，在整个东北即将丧失时，蒋介石派员送来了“第九兵团司令”的任命书，这是一张他梦寐以求的全国最大的兵团司令的任命书。可是，当时他接过那张同样是鲜红的任命书时，他却没有半点喜悦之情，心里充满的是失落和惆怅。因为他预感到：校长此时送来的不是一张任命书，而是一张催命符。果然，没过几个月，他便带着这张“任命书”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今天，他手中拿着的这张任命书，却是这样熠熠生辉，这样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它像一盏鲜红的明灯，照亮着他即将踏上的新生之路。
廖耀湘将鲜红的任命书放在胸前，说道：“人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共产党、毛主席对我既往不咎，把我从罪恶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又安排我在国家机关工作，真是恩如东海，情如泰山，我一定要在自己的后半辈子，尽自己的有生之力，来报答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政协文史委员会设在清朝顺承王府，这是一座宫殿式建筑，环境幽静，花木扶疏，是一个写文章研究文史绝好的地方。文史专员分为政治组、北洋组、军事组等小组，廖耀湘分在军事组。每个文史专员每月的工资都是一百元，这在当时算高工资了。
廖耀湘、杜建时、康泽领到任命书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怀揣着新发的任命书，怯生生地向政协文史委办公室走去。
办公室里早已坐满了人，桌上摆满了糖果，准备迎接三位新来的战友。
廖耀湘等在热烈的掌声中坐了下来。一位头发斑白的领导站了起来，声音宏亮地自我介绍道：“我叫申伯纯，是文史研究委员会副主任。我们的主任是历史学家范文澜，大家一定知道，他身体不好，任务又重，今天没有来参加大会，他委托我代表他向廖耀湘、杜建时、康泽三位新文史专员问好！现在，我谨代表范文澜主任，代表文史委员会全体同志，热烈欢迎三位新文史专员的到来！”
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三位新文史专员的情况。”申伯纯接着说，“这位是廖耀湘。”廖耀湘略显紧张地站了起来。
“廖耀湘是蒋介石五大王牌军新六军的军长，很能打仗，林彪说‘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六军’，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日本人还怕他呢！在缅甸把日本人打得屁滚尿流，因而获得了‘当代狄青’的美名！”
这位申伯纯只字不提廖耀湘东北与共产党打仗的事，这使廖耀湘感到很奇怪。于是，他自己站起来歉疚地说道：“在东北我与人民为敌，受蒋介石委派，参加了反共的战争。”
申伯纯挥了一下手，说：“那是各为其主嘛！”
“这位是杜建时。”申伯纯指着杜建时说，杜建时站了起来。
“解放前夕天津市市长，他为保卫天津的财产做了很多有益的事。在这一点上，他是有功之臣。”
“这位是康泽。”
康泽站了起来。“国民党中央常委，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康泽在战犯管理所表现很好，所以，这次也被聘为文史专员。”
申伯纯只字不提他们三人过去的罪行，这使廖耀湘对申伯纯产生了好感。心想：他一定是一位很好相处的领导。
廖耀湘走进自己明净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四壁书橱到处是书，望着这琳琅满目的书，这对嗜书如命的廖耀湘说来，可是一种最大的享受。他正一本一本地浏览着书橱里很多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书，申伯纯满面笑容地走了进来。
“看书啊！廖将军。”申伯纯亲切地问。
“别叫我廖将军，申主任，就叫我廖耀湘同志吧！”
“好！痛快！廖耀湘同志，”申伯纯一击掌，“我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今后，我工作中有什么缺点和错误，请你发扬军人的特点，直言不讳地提出来。”
“这才叫肝胆相照，请坐吧！申主任。”廖耀湘指着身边一把椅子。
“我喜欢站着说话，”申伯纯没有坐下来，“这样说起话来，既惬意，又痛快！告诉你吧，搞文史工作，就得要痛快。讲实话，讲真话。讲实话可不容易呢，你看看那个‘实’字，上面是个宝盖头，像个乌纱帽，下面是个‘头’字，这就是说，讲实话有可能掉乌纱帽，甚至还可能被杀头，但我们文史工作者，还是要像司马迁一样，受了宫刑，还是讲实话。”顿了顿，他接着说，“你知道吗？这个文史委员会，是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建立起来的。你也是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到这儿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对文史工作最重要的要求，就是三个字：讲实话。”
“讲实话。”廖耀湘轻声重复一句，“我一定努力做到这一点。”
“这就好！”申伯纯满意地点了点头，“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这一点，湖南人就是以讲实话出名的嘛！你看看我们彭老总，受了那么多挫折，还是坚持讲实话，我就佩服这样的人！”他沉思了一下，接着说，“可你们那位校长，我就不敢恭维了，一色假话到头。”
廖耀湘笑了：“这一点我的体会比你深。”
“那你就写写你们的校长怎样讲假话的。”
“好。”廖耀湘痛快地答应道。
“最好通过一件具体的事例来写。”
“行，就通过辽沈战役来写吧。”廖耀湘爽快地定下来。
一个月后，廖耀湘的一篇《辽西战役纪实》便写出来，蒋介石的刚愎自用、出尔反尔跃然纸上。
申伯纯看了以后，拍案叫绝，说：“真把你们的校长写活了，把辽沈战役写绝了。”
受到申伯纯的表扬和肯定，廖耀湘十分高兴。紧接着，又写出了《蒋军新六军迂回四平街的经过》等十分精彩实事求是的回忆录。
一天，申伯纯兴冲冲地来到廖耀湘的办公室，喜滋滋地对廖耀湘悄声说道：“廖耀湘同志，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廖耀湘一惊：“什么天大的好消息？”
“我将你写的回忆录送周恩来总理看了！”
“啊！”廖耀湘又惊又喜。
“周总理在百忙中亲自看了你写的全部回忆录。”
“总理怎么讲？”廖耀湘睁大着眼睛问。
“周总理说：廖耀湘写得好呀！他对历史讲了真话，对人民讲了真话，他是蒋介石最得意的学生，一个学生，能这样实事求是地写自己的老师，不容易呀。你告诉廖耀湘，要他坚持这样做，这就是人民交给他的工作。而我们呢，对廖耀湘这样敢于实事求是写史的文史专员，应当约法三章，实行‘三不’主义：不拘立场，不拘观点，不拘体裁，更要做到不揪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
廖耀湘拿出笔来，一字一字记下了总理的希望和嘱咐。
“笃！笃！笃！”杜聿明的办公室响起了轻轻地敲门声。
“请进。”
廖耀湘走了进去。
“有事吗？建楚。”杜聿明放下正在写文史材料的笔，“我写了一篇《辽沈战役概述》，申主任要我再写一篇关于辽沈战役的材料。”
“我找你，就是想聊聊这位申主任。申主任是我们一位不可多得的朋友，我很想了解他的过去。”
“他么？”杜聿明呵呵一笑，“我可太了解啦。”
下面，便是杜聿明给廖耀湘讲述的关于他们共同的领导和朋友申伯纯的故事：
我一到文史委担任文史专员，人们就悄悄告诉我，你的顶头上司，文史委副主任申伯纯可是一名资格老、脾气大、思想右的“老运动员”，他的官越做越小，错误越来越大，因为是老资格、老革命，历史上立过大功，因而，每次运动，他做了几次检讨，也就放他过“关”了。
说起来他的历史，就更有意思啦。他是北平宛平县人，正宗的北京大学毕业生，1934年就参加了革命，1937年入党，早年由共产党派往西北军杨虎城部队任交际处处长，协助周恩来总理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做过重要贡献。后来，周恩来总理将他调回延安，担任八路军前敌总部秘书长、高级参谋。解放后担任政务院秘书厅主任。官至行政7级，比我们的官还大。后来由于屡犯所谓“右倾”错误，降至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文史委副主任，你看，这官不是越做越小了。而他却是一位资深的“老运动员”。是个直性脾气，申伯纯，“纯”得很，脑海里没有一点杂质，平时一点火就着，爱放“大炮”，什么话都藏不住，尽管学历很高，却胸无一点城府，年轻是如此，年老了更加是如此。他的上级说他“目无组织”，他的下级说他“军阀作风”。几乎每一次政治运动，他都是先放炮，后检讨，再过“关”。比如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听到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反党罪行”的传达，便公开说，彭德怀说的都是事实，有什么错，说得对嘛！被人检举揭发，检讨一番，勉强过关；大跃进时期，报上吹嘘稻子亩产四万斤，他坚决不相信，亲自到产地刨根问底，被人戴上“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反对大跃进”的帽子，又被斗挨整，检讨过关；三年困难时期，人们饿得吃树叶，啃草根，他向人们说这些事，有人说他对现实不满，又要他深刻检讨，才勉强过关。
其实，申伯纯同志是一位正直诚信、性格开朗、公正无私的好同志，对党赤胆忠心，对同志一片诚心，尤其是对我们这些统战对象，真是一片真心。我一生由衷佩服的就是这种人。
“我一生由衷佩服的，也是这样的人。”听了杜聿明的叙述。廖耀湘重重地说了这句话。
话音刚落，门外便响起了申伯纯熟悉的声音，“杜聿明同志，告诉你一个特大喜讯。”门被“哐”地推开，申伯纯满头大汗风风火火闯了进来。“啊，廖耀湘同志也在这里。”
“看把你喜的，申主任，什么特大喜讯啊？”杜聿明笑着问。
“周总理明天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我们全体文史专员和夫人。”
“啊！”杜聿明和廖耀湘同时站了起来，一人握一只申伯纯的手，不断摇晃着。
第二天清早，他们便乘一辆面包车向人民大会堂驶去。
在北京这么久，廖耀湘和杜聿明这些特赦战犯，只从外面看到壮严而雄伟的人民大会堂，还从来没有进过人民大会堂呢！
廖耀湘和杜聿明一行下了车，小心翼翼地踏上人民大会堂的大理石石阶，一步一步庄重地向人民大会堂走去，像在默默地数着自己人生这重要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