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拉丁美洲小说两人谈
作者：申宝楼／译
略：也许你会给我们谈谈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关于什么是现实主义，什么是现实主义的界限，人们有很多争论，面对着一本像你这样描写的事情是如此真实的书，这些真实可信的事与那些表面上看起来虚假的事同时并存，就像那位升上天空的少女或者那位发动了32次战争、32次全被打败，但最后却安然无恙的男人……啊，总的来看，可以说在你这本书中有一系列的事件它们都是不太可能的，是一些更近于诗化的、充满幻觉的事件。我不知道这能不能允许我把这本书划入幻想作品之列，即一本非现实主义的书。你认为你是个现实主义作家还是一位幻想主义作家，或者你认为不能作这样的区分？
马：不、不。我认为具体地说在《百年孤独》这本书里，我是个现实主义作家。因为我觉得在拉丁美洲，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是现实的。但作家要把拉丁美洲这些真实的事件如实地记录下来也有困难，因为这样写成的书人们不会信，从这一点来说，这是个技术问题。但问题是我们拉丁美洲作家还没有觉察出奶奶给孩子们讲的故事里包含有非凡的幻想，孩子们对这样的幻想是很信的，我想这些故事也有助于对孩子们的培养；老祖母讲的都是些稀罕的、《一千零一夜》里的事，对吗？我们周围尽是这些稀罕、奇异的事情，而作家们却执意要给我们讲述一些鼻子尖下面的、无足轻重的事。我以为我们必须研究研究语言的运用，研究研究写小说的技巧，以便能使拉丁美洲所有的奇异事情都能融入我们的书中，使拉丁美洲文学真正符合奇异事件层出不穷的拉丁美洲生活；就像那些发动了34系作者口误，应为32次。次战争、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的上校们，或者譬如萨尔瓦多的那位独裁者这里系指马克西米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1882—1966），萨尔瓦多军人，1935年就任总统，1944年被推翻。，他的名字我记不太清楚了，他发明了一种摆锤，以便检查食物里是否投放了毒药，他把这种摆锤放在汤、肉、鱼的上面，如果摆倾向右面，他就吃，反之他就不吃。好了，这位独裁者本人又是一位神智学者。有一次发生了天花传染病，他的卫生部长和顾问们向他进言应该如何防治，而他却声称：“我知道该怎么办，把全国的路灯都替我用红纸包起来。”确有一个时期，全国的路灯都包上了红纸。这样的事情在拉丁美洲每天都有，而我们拉丁美洲作家们，每当坐下来动笔写这些事情时，不是当作一种现实去接受，而是展开辩论，将它理性化，并声言“这不可能，事情是他是一位疯子”，等等，从而摆出一系列合理的解释来歪曲拉丁美洲的现实。我以为我们必须做的是直截了当地正视它，这是一种形态的现实，它可以给世界文学提供某种新的东西。
略：你书里有件事使我惊异，这就是《百年孤独》里几乎所有的人物他们的名字都相同，而且这些名字来回重复，男人的名字叫何塞•阿卡迪奥或奥雷良诺，女人的名字则叫乌苏拉。这是为什么？这是你事先计划好的还是随意给取的？
马：在座的有与自己父亲姓名不一样的吗？
略：行，我给你说这一点是因为在你把我介绍给你弟弟时，他的名字和你的一样，也叫做加夫列尔，这使我很为惊奇……
马：瞧，事情是这样，我在12个兄妹中是老大，12岁时，我就离开了家，到读大学时才回去了一次。这时我的弟弟出生了，我母亲便说：“好，我们把第一个加夫列尔丢了，但我想家里还要有个加夫列尔……”我认为我们必须做的是，我们看到的事情是什么样，我们就如实地接受它，不要想方设法去进行解释。我可以把《百年孤独》里那些看起来奇异、稀罕的事无止境地介绍下去，而且它们总有一个完全现实主义的解释，就如我最小的弟弟也叫加夫列尔一样，也有解释。
略：好，那末我认为我们已经知道作家据以创作的要素有两个，这就是个人阅历和文化经历，后者大概指阅读的书籍。不过，在你的作品里，除了大胆的虚构、丰富的想像和驾驭小说技巧的能力外，还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就是：与《百年孤独》里描写的、给人以某种幻觉之感的这种习以为常的现实存在的同时，还有一种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上的现实。就是说，奥雷良诺•布恩地亚进行的那些战争代表了或者说移植了哥伦比亚历史上的一个时期。这已不是一个纯粹想像的世界，而是指一个非常具体的事实。马贡多这个发生那些奇异事情的小镇，也可以从它身上看出拉丁美洲所存在的问题；马贡多那里有香蕉园，开始时引来了一批冒险者，后来又引来了一个外国公司；《百年孤独》里有一章，我认为你异常出色地描写了拉丁美洲的殖民剥削问题。这可能是你作品中的一个新的因素，我很希望你能把这一点解释一下。
马：这座香蕉种植园的历史是完全真实的。问题是拉丁美洲的现实有一种奇怪的命运，甚至像香蕉种植园这一类如此惨痛、如此残酷的事情也不能例外，即无论如何，它们都有变为幻影的趋势。自从有了香蕉公司以后，各地的人都纷纷涌向这里，很奇怪，有一段时期位于哥伦比亚大西洋沿岸的这个小镇上，讲什么语言的人都有，人们相互之间听不懂对方讲的话，经济繁荣到如此程度，以致人们一边跳昆比亚舞，一边点着纸币。因为跳昆比亚舞时要点一支蜡烛，而香蕉园里的短工和工人跳舞时都点纸币来代替蜡烛。当时一个短工的月工资可以挣到二百比索，而一位市长或一位市法院法官的月薪才有六十比索。所以不存在真正的权威机构，当局是可以收买的，香蕉公司用任何小费，只要稍微贿赂一下，就可以左右司法机构和所有权力机关了。后来工人们慢慢觉醒了，开始有了行会的觉悟，并提出了一些基本的要求，因为诊疗所对所有去看病的人不管是什么病，只给一小粒蓝色的药丸。看病的人得排队，一个护士挨次把蓝色的小药丸塞进患者的嘴里。你别对我说这颗小药丸并没有无限的诗意……事情闹到如此尖锐但又如此习以为常的地步，连孩子们也在诊疗所门前排上了队，每个人的嘴里也被塞进一粒蓝色的小药丸，可孩子们又从嘴里抠出来，带在身上当划彩票号码使。后来人们为此要求改善医疗条件，要求在工人住宿的地区安几个厕所，因为每五十个人才有一个活动厕所，每年要到圣诞节才更换一次……还有一件事，香蕉公司的轮船要开到圣玛尔塔港装香蕉，然后运往新奥尔良，但是回来时，船舱全空着，公司想不出办法给回程的船支付费用。后来，公司干脆让船返航时运货物回来，这样，工人的工资就不再付给现金，而代之以数张欠款凭证，让他们去公司的办公室取款。但工人们得到的是用来在办事处购买实物的代价券，而出售的商品只限于轮船由美国返航时带回来的东西。工人们要求付给现金而拒绝代价券。为此举行了一次罢工，一切都瘫痪了，政府所作的不是去解决工人提出的要求，而是派去了一支军队。工人们被集中到火车站，人们还以为是要来一位部长处理问题了，结果，军队把工人们包围在火车站，给了他们五分钟时间让他们离开那儿回家。但谁也没有移动一步，因而遭到了屠杀。
我要对你说的是书中的这段历史我是在事情发生十年后知道的，有些人说这件事是真的，另一些人则说并非如此。有人这样说：“当时我在场，没有人被打死。人们平静地离开了那儿，一点事情也没有发生。”而另外一些人则说，确实死了人，并且是亲眼所见，还说有一个大叔被打死了，坚持认为确是发生了事情。问题是在拉丁美洲凭一项法令就可以让人们遗忘像死了3000人这样的事件……这看起来难以置信，但它是从日常最可悲的现实中撷取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