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3期
几番风雨忆周扬
作者：龚育之
研究《讲话》版本源流的时候才发现的。)
又比如，1954年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学术思想，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我们当时自然都从周扬《我们必须战斗》这些文章中寻求指导。
《红楼梦》我是读过的，喜爱的。俞平伯、胡适关于《红楼梦》的研究著作，说实在话，像我这样算是爱好文艺的青年，过去也没有读过。倒是这场批判，引起我们津津有味地来读这些书。中宣部的青年们也开会学习和批判，记得有—位同志发言，批俞平伯关于“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座次的考证之繁琐和无益。许立群那时是中宣部理论处的负责人，从青年团中央来的，参加了我们青年的会，却频频摇头。大家问他的看法，他说：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描写生活是非常细致和准确的，一次宴会，谁坐在什么位置，作者心中有安排，不会信笔乱写，后人能从书中的描写推算出作者心中安排的座次，可以说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成功。许立群的异议和高见，给我们很深的印象和启发，让我们知道看问题不能那么幼稚和简单。应该说，这些考证和研究中的确有一些有益的东西，不能一概否定的。(我就感到，宝玉病后，喝鸡汤，太烫了，是“众人来吹”，还是“袭人来吹”?俞平伯力辩通行版本中“众人来吹”之误，讲得是有充分道理的。可惜至今还没有看到哪个版本按这个考证把这个错字改正过来。)从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读到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我们一些青年觉得两本书是一样货色，后者的考证甚至比前者更繁琐，也应该批评。
这时，听到周扬和胡绳(胡当时任我们科学处处长，卫生和体育已经另外成立一个处了)讲，对周汝昌不要批评，要把他放在这场思想斗争的“友”的位置上，要让他一起来参加对胡适的批判。这对我们是一种政策和策略的教育，我们都觉得从这里学到了一种政治智慧，克服了“单纯学术观点”的书生之见。从他们那里知道，这也是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当然，现在来看，那些政策和策略的考虑，除了起保护一些人的积极作用的一面之外，是不是也有把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学术问题过分地政治化了的一面?如果就把《红楼梦》研究上的各种意见都当作学术问题来讨论，是不是要好一些呢?
胡适批判中知识界一个普遍的思想问题，就是认为不能抹杀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也是听周扬和胡绳讲，毛泽东主席说了，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当然是有贡献的，这个现在不必多讲，将来是要讲的。这也是一种政治智慧。现在来看，是不是也有对学术问题过分政治化了的一面呢?
胡风批判，对我们的震动很大，因为他和胡适不同，解放以前我们就知道胡风是左翼。同知道周扬的名字一样，我也是从鲁迅答徐懋庸那封公开信里知道胡风的名字的。虽然后来也约略知道在重庆和香港的时候，党的一些理论家对胡风有过批评，但那是属于左翼内部的争论呀，怎么现在搞得这么严重，而且迳直称为“反党”并迅即升级为“反革命”了呢?
“胡风分子”绿原的事，更使我震动，因为他就在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工作，跟我们在一个机关。我早就知道他是一位诗人。不久以前还读过他的一首《我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充满着对党的感情。读的当时，我就想，我也是每天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呀(中宣部当时在中南海办公)，人家就写出了诗，我就写不出诗来。胡风材料一公布，令人大吃一惊，原来他竟是从中美合作所这个特务机关里出来，混进了中南海红墙的暗藏反革命！(我是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听说，绿原根本没有到中美合作所去，正是胡风告诉他那个地方去不得。这一事实真相，在审查绿原一开始时就弄清楚了，却一直没有让公众知道。这在政治道德上，是多么值得记取的沉痛教训啊。)
不过，这里应当说明，作为我忆周扬的文字，这些话是岔开了，因为在胡风批判的事情上，周扬做过和说过什么，我全无接触。
三、科学处
记不准是不是1955年，胡绳不管科学处了，原来的副处长于光远做了处长，周扬作为副部长分管科学处的工作。在中南海庆云堂的一间会议室里，周扬来参加我们处的会，宣布他的施政方针。他说：他分管文艺处和科学处，按重要性来说，他认为搞建设了，科学比文艺重要。但是，他还是会用更多的时间管文艺，这与他个人的经历和背景有关，大家一定会理解的，并不是他认为科学次要。
他还表示很欣赏科学处的组成方式：几位老一些的同志，带一批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别的处老同志多，来几个大学生，有的还是在接电话，当“行政干事”，搞抄抄写写，发挥作用不充分。科学处，因为要有科学知识，形成了现在这样的以年轻人占绝大多数的结构。这有好处，可以充分发挥年轻人的作用，而据他的观察和他听到的舆论，科学处的这些年轻人工作得还不错嘛。
他还很赞成科学处的干部都钻一门专业，做一些研究，写一些文章，力求成长为一个方面的专家。那时，孟庆哲、李佩珊都是有中级学衔的人了，何祚庥、罗劲柏和我，在通常情况下一周有两天到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去学习和研究专业。我们大家在处里，经常在于光远带领下，做关于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技术在社会中发展规律的研究。
周扬肯定科学处的组成方式和工作方式，我们当然都很听得进。
四、《大辩论》
在这以后几年里，我记不起周扬关于科学方面的工作管过和说过一些什么，大概的确是管得不多。他主要管文艺工作，而文艺工作，我们只是旁边和远处的观众，依然是通过读他的文章来“接触”。
这个期间，文艺界一会儿批评丁玲、陈企霞，一会儿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会儿开展整风，领导听取批评，接着又大反右派，真是风云变幻、惊心动魄的几个年头。反右派，反了左翼文艺运动历史上众多名人，不仅有丁玲，还有冯雪峰、艾青，等等。批判冯雪峰，又涉及鲁迅那封公开信，使我们看到了历史争论是怎样被扯到现实的政治斗争中来、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
这个时期，周扬最有影响的文章，当然是《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说这篇文章最有影响，不仅因为它是周扬写的总结这场大事变的大文章，而且因为它经过毛泽东主席看过，毛泽东还为此给林默涵写了一封信，说：“此文写得很好。我作了几处小的修改，请看是否可以?如果最近一期文艺报尚未付印，最好将此文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说是“小的修改”，有不少是重要的修改。这个情况当时许多人都是知道的，至少中宣部的干部都是知道的。那时不像后来，没有把毛泽东修改的地方一一用黑体字标出或传达的习惯。但是，有经验的人们从文气上就可以读出哪些是毛泽东的手笔。“在我国，一九五七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军的生产力，解除旧社会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