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3期
几番风雨忆周扬
作者：龚育之
的评价，不向中央请示，就随便发表文章，是不慎重的，影响不好的。还布置了一些善后措施，无非是不让别的报刊转载之类吧。
不久，就知道毛泽东主席表示了意见：李秀成晚节不终，不足为训。这样一来，周扬多少有点被动。不过，当时这似乎还不严重，周扬正在全力抓社会科学方面关系全局的一件大事。
十一、《战斗任务》
这件大事，就是1963年10月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作题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报告。我在周扬领导下，帮助他起草东西，这是第一次。
同《大辩论》一样，《战斗任务》也是毛泽东主席看过，认为讲得好，表示同意和赞赏，并且亲自动笔修改和增写了许多段落的一篇文章。报告是10月26日作的。10月31日，周扬为送审这篇讲话稿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毛修改退回后，周扬很高兴，告诉了我们这个情况。按那时的习惯，他没有一一告诉我们，哪些地方是毛改的。我们只能从经他誊录过来和再加修改过的稿子中，猜测哪些地方是毛改的。尽管一般说我们能够猜得出来，但是也有猜得不准的。有一处，我们以为是毛写的，当我们用这样的语气同周扬谈到这个地方时，周扬说，这个地方是我改的，你们不要以为我上次改在稿子上的都是毛主席改的。又有一处地方，把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两类矛盾，用括号注明(即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我们以为是周扬改的，认为这同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提法有一点区别。毛在那篇讲话中讲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是指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认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既有对抗性的一面，又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我们据此建议周扬修改括号内那句话，周扬说，那是毛主席修改的，不要再改动了。
近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收有毛对周扬这篇文章所作的修改，共二十处。其中整段加写的文字，共有八段，最长的一段达四百几十字！可见这篇文章怎样引起毛的重视和引发毛的文思。当时中苏论战正在激烈开展，已经进入第三轮，这一轮评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共有九篇连续的评论(九评)，周扬讲话以前已经发表了四篇。毛很重视周扬这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正是“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毛修改得最多的，是周扬文章的第一部分(“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就是同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辩论和斗争，并且战胜它们的历史”)，整段加写的地方全在这一部分。周扬文章的第二部分(“批判现代修正主义，重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头等重要的任务”)，毛也修改了五处。周扬文章的第三和第四部分，面对国内研究工作者讲任务和队伍建设，毛只在开头的地方作过一处不大的修改，往后面就没有作修改了。从这里可以看到毛看重周扬这篇文章，注意力集中在什么地方。
毛对中苏论战的各篇文章，大都看过也作过修改，但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提供的档案来看，改写和加写的段落这么多，像周扬文章这篇的，没有几篇。
周扬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同时发表。这种发表的方式，同正在陆续发表的九评完全一样，而且也同这些评论一样，由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并用多种语言向世界广播。播音员以格外庄重的声调，朗读这篇文章。人们一听到这种声调，就知道：又发表重要反修文章了。
这样的发表方式和广播方式，听说也是毛泽东主席要求的。
然而，《战斗任务》也没有收进《周扬文集》。这当然也是因为我们现在对于六十年代中苏之间的这场论战，有了同过去不很相同的看法。周扬对这场论战和他的这篇参加论战的文章，显然有过认真的重新思考。如果不采取略过的办法，而是把这篇文章和后来对这篇文章的重新思考，一起收入文集之中，我以为要好一些。
十二、文献征引及其他
帮助周扬起草这篇讲话，是由林涧青(科学处副处长)具体组织，我们几个人参加。说是帮他起草，其实帮不上多少忙。不但先由他几次详细地讲说设想要写的内容，而且我们分别写的一些初稿，他都详细改过。还有许多完全是他自己写的，我们只是对他写的稿子，帮他作一些文字整理，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他改稿的特点(至少是我这次所见到的特点)，是就在我们送去的宽边的铅印大字清样上改，虽然改得很多，却宁可保留原稿中的一些字句，哪怕是“但是”、“大家知道”、“毫无疑义”之类的词汇，有时他都利用上。林涧青曾经开玩笑说，周扬同志连原来清样中的一个标点符号都利用上了。周扬用很清秀而有些难辨的毛笔字，改得密密麻麻。我们誊清和稍加整理之后，排出清样，他又改得密密麻麻。不但讲话以前仔细修改，讲完以后，还反复修改。这次从讲话到发表，又改了两个月时间，直到发表的前两天，他还要我们帮助他考虑一些修改的问题。
有几件事情，我记得比较真切。
一件事情是周扬在大致定稿以后，要我帮他一一注明引文的出处。常见的那些引文，查找出处没有困难。周扬自己引用的、我不太熟悉的，我也努力查找出来，虽然有的挺费劲，我还有一股好胜心，不愿意向周扬问出处。只有一处马克思的话，是周扬自己引用的，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没有找到出处。没有法子，只好问周扬自己。他看了看，想了想，说这句话，他是从南斯拉夫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中看到的。按照这个线索去找，果然从这本书中找到了马克思的这句话，原来是在马克思1843年给卢格的信中，这属于马克思早期著作，选集中没有收，全集中也没有收的。
一件事情是在批评“实用主义”的地方，写了一句实用主义的信条是“有用就是真理”。周扬曾将他的稿子送给在我国工作的几位美国专家，征求他们的意见。一位专家对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是否说过这样荒谬的话表示怀疑。我告诉周扬，国内多年来批判实用主义，都是这样说的。周扬说，人家专家的意见还是要尊重，如果要写这句话，得查出确实可靠的根据，才能跟人家交代。我借来美国詹姆斯著作的原本，查出上面确有：It is true，be－cause it is useful，才放了心。
还有一件事情是关于异化问题的。原稿中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那一大篇文字，是周扬自己写的(那时有一个小组在研究批判人道主义的问题，也是由周扬领导，也许那里有人帮周扬做过一部分最初的起草工作)，林涧青这一摊子人中没有人接触过异化问题。原稿中曾写过这样的意思：马克思早期用过异化概念，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就没有再用异化概念了。这也是当时批修文章中多有的说法。有人提出了异议，说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后来还用过。周扬要我就这个问题专门向王学文同志请教。王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当时不知是因为年迈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算中宣部的干部，住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