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3期
几番风雨忆周扬
作者：龚育之
射也拿不准，但在当时的气氛下，反正还是得往政治上联。我们设想，影射不能写得那么实，那么死，可以从一种社会思潮的反映的角度来写，写得活泛些，至于这种思潮的性质，那还是上到“反社会主义”的纲上。
在周扬那里讨论的时候，他赞成这些设想。他还讲了一个意见：要讲政治影射的话，最大的影射是罢官，那个时候罢了谁的官呢?这个影射，政治上就更严重了。不过，他说，姚文元文章没有提这个问题，我们的文章也不去提这个问题。后来，约略听到了毛泽东主席讲到“罢官”的问题，周扬赶紧打电话告诉我们，要我们补上一两句，所以方求文章还是写了《论海瑞》和《海瑞罢官》“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
这里还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从政治上批评吴晗反社会主义，可是他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是著名的民主教授，建国后也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左派。说人家反社会主义，得有个转圜的说法。我们引用了列宁的一大段话，讲“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这本来要到的房间，按列宁的说法，就是自以为“也是马克思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房间；这走进了的另一个房间，按列宁的说法，就是“资产阶级实质”的房间。这样，既上到了“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纲上，又留有不否认其本来要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房间的主观动机的余地。周扬很赞成这样的处理。他还很感慨地谈到文章中也批评到的田汉和孟超。他说，当他少年的时候，田汉在他心目中还是崇拜的偶像，孟超也是上海左联时代的人物。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多么深刻，这些同志跟不上啊。(现在想来，他自己虽然总在努力地跟，大约也感到跟得很艰难吧。)
方求文章当时发生了颇大的影响。读者中对“方求”是谁，有各种猜测。西北一位教授说，“方求”就是“周扬”，他的论据是：“求”与“周”，同一个韵；“方”与“扬”同一个韵。我们听‘了觉得颇为有趣。中宣部里一些人对于取名“方求”，也有个猜测：“方求”是“妨碍打乒乓球”的简称。这个猜测有一个缘故。我们那时讨论和修改文章，就在办公楼上大家公用的会议室里，会议桌就是一张乒乓球台，平时工间休息的时候，大家跑来打两下乒乓球。我们在那里讨论稿子，工间休息铃声一响，人家推门进来，我们就说：“对不起，妨碍你们打乒乓球了。”其实，取这个笔名，还是从毛主席诗词中找的，原来想用“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方遒”，有人说，“遒”字不好认，用个跟它同音的“求”字吧。就这样定下来的。由此可见考据之容易穿凿附会。
方求文章当时得到的一个“好评”，是说这篇文章批评吴晗，纲上得高而又不觉其高。这就是“走错房间沦”的效用吧，这篇文章煞费苦心的地方就在这里。纲上得高，是努力跟上当时已经定下的调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不觉其高，就是留有不一定责备人家主观上“有意识”、“有计划”地阴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余地。正是这一点，后来被指责为周扬和中宣部对吴晗《海瑞罢官》搞“假批判、真包庇”，同姚文元文章唱对台戏的大阴谋！
十七、“扣压”
方求文章送去发表的时候，《北京日报》上发表了吴晗的自我批评。周扬事先没有看到过这篇自我批评，他说，你们的文章照发吧，来不及研究他这篇自我批评后再作修改了。如果有必要，就再写一篇吧。
不久，我们已经较详细地听到毛泽东主席12月21日在杭州讲《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的谈话内容。按照周扬的嘱咐，又写了一篇评吴晗自我批评的文章，题目就叫《不能回避要害问题》，仍然署名方求。总是紧紧去跟毛主席的指示啊。
这时，周扬确定的约关锋、戚本禹写的文章，也交到中宣部我们这里来了。约他们写的批评道德观和历史观的文章，本来安排属于学术批判。但是，戚本禹送来的文章，不是关于历史观的学术批判，而是讲吴晗《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的政治批判。关锋则送来两篇文章，一篇是讲要害问题的政治批判，一篇是批道德继承论的，也上到很高的政治的纲上。
三篇讲要害问题的文章，政治上都有很重的分量，能不能发，发不发这么多，我们没有把握。本来该向周扬汇报，由周扬作主决定。周扬这时被诊断为肺癌，住院准备作手术，许立群接手领导我们这摊子事。我们向许立群汇报：关锋和戚本禹的文章，讲要害问题讲得很明显，明显到在讲吴晗用“兵部尚书”的历史人物搞影射时，特地注明“兵部尚书”即“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字呼之欲出了。许立群说，这样大的政治问题他许立群作不了主，能不能发表要向上面请示。他还说，彭德怀现在还是西南三线的副总指挥哩，三届人大会议时，军委的同志讲彭德怀的问题，只给人大代表听，列席的政协委员都不让听哩。能不能这样明显地在报纸上公开批评?他要我们把三篇讲要害问题的文章(包括我们自己写的一篇)，作出摘要，送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请示。五人小组是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1964年成立的。
这是1966年1月，在许立群主持下陆续上送五人小组的材料之一。
关锋批道德观的文章，把吴晗讲道德继承，比之于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我们想，吴晗不管怎么说，是反蒋的呀，怎么能把他同蒋介石等量齐观呢。经过许立群首肯，由林涧青出面建议关锋把这些文字删掉。关锋的答复是：一个字也不能改！这样横蛮的态度，我们很有点愤慨。既然一个字不改，那么，这篇文章从政治、上考虑能不能发表，我们没有把握，无权决定，要请示。于是，又作一个摘要，指出关键所在，向五人小组报告。
我记起，曾经读到过关锋用笔名在《光明日报》上讲道德继承的杂文。一查，查到了。署名“何明”，题为《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其实，当时也不认为这篇杂文有多么严重的问题。现在看，更不能说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觉得抓到了关锋的一个把柄：你关锋也讲过道德继承嘛，为什么你讲就没有问题，吴晗讲就是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我们又摘录了这篇文章，作为上述请示的附件。许立群问，怎么断定“何明”就是关锋?我们说，当时北京学术圈子里都知道是关锋。许认为，向中央反映情况，事实得查准确。在图书馆同志的帮助下，我查到了用关锋真名出版的一本杂文集，叫《边鼓集》，集中收的文章，有的在报纸上发表时，就是署的“何明”。许立群这才认可，并要我们在材料上注明这一“考证”。
这是上送材料之许立群还想起，中宣部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曾经摘录过关锋(庆云)的《从陈贾说起》和邓拓(马南邨)的《伟大的空话》，认为它们都有影射现实的含意。他主张也再印一下，连同上面的材料一起上送。我说，听说《宣教动态》反映以后，关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