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3期
几番风雨忆周扬
作者：龚育之
宣部的院子里，但没有参加中宣部的具体工作，我同他没有过接触。我特地上他家去请教这个问题，他跟我说了一大篇话，解释什么是异化，马克思怎么讲异化问题，他认为马克思后来还用过异化概念。我以为这就算谈清楚了。可是，第二天或是第三天，王学文同志又把我叫去，翻开了一大堆书在书桌上。他指出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和其他著作中多处使用了异化概念的地方。他有一大发现：这些地方，在马克思的原文中，用的是异化这个概念，但是，中译者不了解，把这个专门的哲学术语当作普通词汇，用了“疏远”、“离开”一类的普通词汇来翻译，所以在中译本上就看不到“异化”的字样了。对于王老这一番考证，我很佩服。告诉周扬后，周扬也说，到底是专家。后来文章中就没有采用马克思只在早期用过异化概念的说法。
关于异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异化的普遍性问题。周扬文章立论，立在批判“修正主义理论家”利用“异化”概念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上。但是，他从向对立面转化的辩证法规律来解释异化，认为“异化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对此，我提出过疑问。我说，说异化不仅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而且是自然界的普遍现象，是不是站得住?在哲学界，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但是对于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概念能否适用于自然界，也是有不同意见的。起初，周扬似乎听进了我这条异议，在一次过程稿中删去了“自然界”，只留下“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但是，后来，他又改变了看法，恢复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的提法。
最后一件事情是纯粹文字性的。稿子中，有“哪里有压迫，哪里必定有反抗”这同样句式的一连三句话。临到发表前了，我提出，这种句式里的第二个“哪里”应为“那里”。周扬说，那是毛主席改的。我说，从语法修辞上说，第二个“哪里”的确应该改为“那里”。周扬说，你有把握吗?我说，第一个“哪里”是不定的泛指，是指任何一个地方，第二个“哪里”就不是泛指，而是特指前一句指明的那个“有压迫”的地方，所以应该用“那里”。周扬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发表的文本中改成了“哪里”、“那里”的句式。这个修辞问题，现在人们还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使用习惯。我写这些话，并不是要说明哪种理解一定得成为规范，只是要说明，周扬对于遣词用字，是很考究的。
理论工作最重要的是方向正确、联系实际和跟上时代。单从前人书本做文章，是不行的。1989年5月，邓小平回顾六十年代前半期的那场中苏论战，说：“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二，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又说：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老子党”，指挥棒，我们不能接受。邓说这番话的时候，周扬已经成为植物人，不可能知道邓这段话了。我相信，如果他能知道，他一定是同意的。事情的另一个方面是，在联系实际和跟上时代的方向和前提下，文献征引和考证的细致和准确，用字的考究和校对的严格，也是很必要的。王老、周扬他们在这些方面的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仍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这些方面，在这次工作的过程中，我向他们学了很多，至今还觉得受益不浅，并且愿意告诉现在搞学问的年轻的和并不年轻了的同志们。
十三、战斗的指向
周扬这篇《战斗任务》，战斗的指向是国外，而不是国内。对国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队伍，包括那些老专家在内，周扬当时是强调团结，强调发挥他们的作用，希望他们在学术上作出成果。那个时期，正在热心于文科教材建设这一宏大学术工程的周扬，是无意于在国内学术界发动一场矛头指向内部的广泛斗争的。这次讨论战斗任务的大会，国内学术界的重要代表都参加了。一次扩大的学部会议嘛。不足要斗争和横扫他们或他们中的哪些人，而是要引导他们大家都来参加战斗。这不仅是周扬的意图，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在这次会议上作报告，也是这样的意图。他在报告中说，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洪炉中，马克思主义者会受到锻炼，非马克思主义者也会受到教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与会的全体人员，同大家照了相，并且特别接见了其中少数挑选出来的代表人物。周扬挑的都是老专家，以至于临时想到要增加个把年轻学者的代表，已经来不及通知。记者拍了几幅小范围接见的照片，其中一幅有毛泽东同周予同、周谷城、冯友兰在一起握手交谈的情景。冯友兰为这幅照片写了一副对联：“握手示关怀，三人并立文史哲；开会明任务，一笔横扫帝反修。”帝反修者，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也。这副对联，反映了这些老专家当时感受到的气氛。
十四、两个批示
然而，这样的气氛没有维持多久。
毛泽东主席修改周扬这篇文章，是在1963年11月，文章发表是12月27日。就在12月12日，也就是周扬文章发表之前半个月，毛泽东作了严厉批评文艺工作的内部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这是要在国内文艺界发动一场矛头指向国内和党内的广泛斗争的信号。而学术界和文艺界这两界总是息息相关的。
文艺工作是党交给周扬负责领导的，批评文艺工作，周扬自然处在很被动的位置上。这是大家都会感觉到的。至于这种批评，对周扬来说，是基本支持的前提下的批评，还是准备予以打倒的根本否定的批评，我们还没有往后一种可能去想。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周扬总是努力去紧跟毛主席的思想，又总是跟不上。
新年期间，刘少奇和彭真召开了一个会，讨论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批示。刘从理论上讲，从《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起，讲现在的历史条件同延安时期历史条件的变化，讲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变化。彭有一个生动的比喻：社会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可是我们很多人头脑里面还是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叫做“身首异处”。从这样的宏观角度，来讲现在文艺界同新的历史要求的不相适应。不久，周扬组织几个人到天津，住在那里的一个小院里，准备按照毛主席指示的精神，以及刘少奇和彭真的意见，再起草一个文艺文件。这显然是周扬争取跟上的一个努力。我再次被抓差，“客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