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3期
几番风雨忆周扬
作者：龚育之
农村回来，参加了十四条后期修改的文字工作，以及聂总关于十四条给中央的长篇报告起草的文字工作，是同聂总的秘书甘子玉、张劲夫的秘书吴明瑜等几个人一道来执笔的。我们都很赞成周扬讲话中的许多好意见，并努力把它们反映到两个文件中。陆定一同志对于百家争鸣方针，这时也讲过一些精辟的意见，我们也努力把它们反映到两个文件中。按于光远的说法，这叫做科学处参与“笔政”。科学十四条，第一条就是：“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是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后来简称为出成果，出人才)；聂总关于科学十四条给中央的报告，讲七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问题”，第二个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两个文件和文件的这些部分，都是集中各方面意见包括许多领导同志意见的结果，而周扬那篇讲话中的不少意见，也反映在这几个部分中。说周扬这篇讲话重要，必须联系这个背景来理解。
此文现在在中国科协编的《科学技术团体史料·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至第二次代表大会之间的重要文件》中，可以找到。
八、《文艺八条》
在中央调整农村政策(从紧急指示信十二条到农业六十条)的启动下，党在各方面的政策都进行了调整，进入了以调整为特征的历史时期。科学、文艺、教育这三个知识分子部门的政策调整，科学是走在前面的，中央科学小组是走在前面的。科学影响到文艺。周扬说过，科学十四条搞得不错，使他决心要搞文艺的条例，这就是后来的文艺十条和八条。
文艺十条的起草，都是文艺家和文艺处的干部参加。那时，我在参加高教六十条的修改。在文艺十条修改为文艺八条的过程中，叫我这个科学处的干部“客串”了一段。这一段修改是在陆定一指导下，童大林来主持的。周扬也过问，但不很多，他说过些什么，我记不起来了。只记得，童大林按照陆定一的意思，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要单列一条，同科学十四条和高教六十条中一样。他们很重视把这一条写透彻，写突出，说这是中国党的学术文艺政策的创造，周也同意。童还根据陆的意见，主张党对文艺作品就是从政治上来判断，划分三类：一类是政治上有益的东西，党就采取提倡的态度；一类是政治上有害的东西，党就采取反对的态度；一类是政治上无害的东西，党就不要管它，采取容许的态度。党就从政治上管，不要从艺术上管。创作思想上艺术方法上的是非优劣，那是文艺专门家的事，让他们自己去讨论，去实践，党不要管那么多，党的文件里面也不要写那么多。他们觉得十条中这方面的内容多了一些。对于这个意见，周也表示赞成。不过，他讲了一个我过去不知道的情况。他说：政治上有益，有害，无害，这样的三分法，本来是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的时候提出来的，但那是针对如何对待旧剧目而提出来的，那时规定，旧剧目中政治上有益的东西，加以提倡；政治上有害的东西，则要禁止；政治上无害的东西，可以容许，不要去禁止。用行政命令禁止的，不应太多。第三类无害的，占旧剧目的大多数。这样的政策，当时写成一篇社论发表，起了很好的作用。(根据周扬讲的这个线索，我去查了一下，果然有这样一篇社论，是1948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题目叫《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
周扬又说：对旧剧目，这样划分，就很好了，足够了，然而，现在是对我们的文艺家自己的创作来说这个活。这就有所不同了。如果党只是说这些作品政治上无害，可以容许，那么，文艺家会怎么想呢?他们会想，我们写的东西不过“无害”而已，虽然可以容许，写这样的作品又有什么意义呢?周扬主张，在这个文件中讲三分法，第三类应该叫做“政治上无害，生活上艺术上有益”，说明写这样的作品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记得在文艺八条中，这个问题就是按周扬这个修正方案写的。
九、文科教材建设
至今我也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自然科学十四条、文艺十条、高教六十条都制定了，就是没有制定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条例，甚至都不记得有要制定这样条例的动议。大概是哲学社会科学同党的理论建设、理论斗争关系密切，情况复杂，很难把它当作一个业务部门的工作来制定条例吧。
但是，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方面，周扬从1961年4月起，也就是同那几个条例的起草大约同时，遵照中央的部署，领导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建设的工作。用现在的语言来说，这是一项宏大的建设工程。包括文科七个领域“文、史、哲、经、政、教(育)、外(语文)”，艺术七类专业“戏剧、音乐、戏曲、电影、美术、工艺美术、舞蹈”，几百部教科书或其他形式的教材，网罗了几乎所有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名专家参加。周扬在许多场合阐述了编著文科教材的一系列指导方针，这些讲话大都收入《周扬文集》了。这些讲话同他关于文艺条例和方针的阐述，是相互呼应的，不妨说是对没有形成条例的社会科学条例的阐述。特别是周扬提出和确认了…系列合乎学术工作规律的工作方法，主要是主编负责制。主编都是饱学之士(就是后来被打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那些人)。主编负责制的含义是，学术问题，参加写作的学 者共同研究，但由主编最后拿主意，按主编的意见写。可以同一课程几种教材(如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分别由几位学者任主编，以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周扬准备以他的领导地位和政治影响，来庇佑这项交付给国内这一大批第一流学者的宏大工程。他对主编们说过：政治上我负责，学术上你们负责。当时有人半带敬意、半开玩笑地说：周扬要当一代文宗！
我们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做过多次规划，大多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而没有坚持执行下来。文科教材建设的这次规划，坚持了五年，“文化大革命”中打断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的还在进行，因此收获到较多的成果。许多有学术价值的文科教材，不但当时，就是现在，都还是有用的，成为了我们的文化积累。周扬在这方面花的心血没有白费。
十、李秀成
这期间社会科学工作方面还有一件事，我接触过的，就是《历史研究》发表戚本禹批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指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为叛徒，各方反应甚大。记得当时刚好发生英国一位人士送回忠王佩剑给我国博物馆一事，这事说明国际上也同我们国家里一样，把李秀成看作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英雄人物。英雄忽然被指为叛徒，使接受此剑的事情变得很尴尬。戚文发表后，广西来请示：当地民间有把李秀成像印为“门神”的习俗，现在能否继续印这样的像?
1963年9月周扬在中宣部召开了一个会，有哲学社会科学部各所负责人、各报刊负责人和史学界一些人士参加。大家议论纷纷，周扬作总结，说：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的人物，上溯到1840年。太平天国的李秀成，属于这里面的人物。对这样的人物作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