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3期
几番风雨忆周扬
作者：龚育之
了一段起草工作。那是春天，一场雨后，看到小院里的梨花，使我想起“梨花一枝春带雨”的诗句和意境。小楼里挂了一副对联，是康有为写的，为吴佩孚祝五十大寿，联曰：“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记得的只是这么几个不相干的情景，起草的情况却全然模糊了。周扬似乎是住一住，又走开一段。文件有了些粗糙的初稿，周扬也没有看，至少是没有动笔改过，大家就回了北京，我也就不再参与了。
这个期间， 中国文联和各协会以春节晚会发生的问题为由头，开展了一次小整风。这也是争取跟上的一个努力吧。5月，中宣部就这次整风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才出来草稿，还没有定稿上送，就被江青索去。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这个草稿上作了第二个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批评的份量又加重了。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是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那时被认为是导致1956年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祸首。这个批示一下来，形势陡然变得更加严峻。坐而论道的起草文件的事不再提起，周扬出马上阵，到文化部领导大规模的严厉的整风去了。
十五、“篡改”
周扬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1965年11月29日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这篇讲话纪录稿整理出来发表，已经是1966年，《红旗》杂志第一期和1月1日《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当作重要文章发表的那种阵势，不减当年。有一点同当年不同的，就是没有听他说此文送给毛泽东主席看过。我帮助他做过这篇讲话的准备和纪录稿的文字整理，如果送过，毛主席有什么表示和修改，他不会不向我们说的。如果没有送，那又说明什么?
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在党内发出以后，周扬最重要的一篇讲话，就是文化部整风总结的讲话。这是回应和贯彻两个批示的讲话，但是没有公开发表。这次在全国青年业余文艺创作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话，如果准备公开发表，就得找出一个公开的方式，对毛泽东主席的两个批示作出回应，而不能只限于讲一些青年业余文艺创作的具体问题。反复设计，决定系统地讲一讲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领导的历次文艺斗争。共算成五次“大辩论，大批判”：第一次是电影《武训传》批判；第二次是《(红楼梦>研究》批判；第三次是胡风批判；第四次是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第五次就是贯彻毛泽东主席两个文艺批示，对“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达到高峰”的“资产阶级进攻”进行批判。周扬还要求在会上印发毛泽东主席历次的有关指示，供大家学习。《人民日报》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社论的有关段落和《人民日报》发表胡风材料的许多按语，这些历史文献作为毛泽东的文献印发，在与会的许多人甚至一些文艺领导干部中，都是一件过去不知道的事。至于1964年和1965年的两个批示，倒是由于近两年党内传达和学习，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的。不过，在准备公开发表的整理稿定稿的时候，周扬思考了一番，同我们说：毛主席两个批示，有些很严厉的话，是向党内讲的，我们党历来的做法是内外有别，不好完全照原样公布。所以，发表时用转述的形式，对原话有所节略。
谁想到，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姚文元批判周扬，就从周扬这次讲话批起，从周扬对两个批示的转述有所节略批起，说这是“明目张胆的篡改”，是“抗拒毛泽东思想的偷天换日的大阴谋”！尽管当时我已经被当作黑帮分子打翻在地，精神上处于诚惶诚恐的状态，但是，这样的批判当时读了，不仅感到可怕，也感到可笑。姚文元神气活现地批判周扬的节略是“篡改”、是“阴谋”，可是就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自己引用毛泽东第一个批示的时候，也把批示中原有的一句话“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节略掉了。这又算什么呢?
当然，现在来看，周扬所作的节略，恐怕也可以说是对毛泽东关于建国以来文艺界状况的估计不大理解和不大跟得上。“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拨乱反正中，党中央已经对毛泽东主席两个批示过分地估计了文艺界的问题作了结论。对于文艺界五次“大辩论”，也有了同过去的看法(包括周扬这篇文章中的看法)不很相同的结论。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周扬这篇文章也没有收进《周扬文集》
十六、“方求”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揭开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序幕。此文发表时，周扬还在修改他在青年业余文艺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他立即作了部署，要中宣部科学处组织写批评吴晗的文章。当时是林涧青和我帮助他张罗这件事。
在周扬的客厅里，议定了组织三篇文章：一篇批评《海瑞罢官》，一篇批评吴晗的历史观，一篇批评吴晗的道德继承观。第一篇由我主要执笔，从中国科学院借调林甘泉、邢贲思，从中国人民大学借调戴逸，到中宣部来一起写作。第二篇，约请《红旗》杂志的戚本禹写。第三篇，约请《红旗》杂志的关锋写。
由中宣部直接组织写作，经周扬指点并审定的这一篇，可以说是周扬在“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之前指导写出的最后一篇文章。这就是1965年12月2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方求”的《<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
组织写这篇文章，总的说来，目的是支持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评，并不是反对姚文元文章，这是非常清楚的。当然，当时学术界和一般读者中，对于姚文全盘否定历史上的清官，抱不以为然的态度的很不少。我们也觉得姚文对清官缺乏分析。林涧青对“星宇”的一篇《论“清官”》评价甚高，认为很有分析，推荐给陆定一和周扬，他们也认为不错，比姚文高明。“星宇”是一个集体的笔名，主要作者是戴逸，这就是特地借调戴来参加写作的缘故。在方求文章中，加了一个附注，指出一年多以前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星宇同志的《论“清官”》，“不指名地对吴晗同志在‘清官’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了认真的批评。文章对‘清官’问题作了很好的分析。这里参照和采用了其中的一些论点。”(这个注，原本不过是想表示不掠他人之美，也有表彰原作者之意。此举可能无意间得罪了姚文元等一批人，他们在方求文章发表不久，就在上海报纸上着力地指名批判起星宇文章来了。)
再一点是，学术界和一般读者中对姚文指责《海瑞罢官》有政治影射，写“退田”、“平冤狱”是呼应现实政治中的“单干风”和“翻案风”，也不大以为然，认为过于附会。我们对于政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