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在宫殿的荫庇下
作者：伊万·沙米亚金
他们把斯特里热夫斯基运到了普里托卡住的那幢楼房的院子里。瓦季姆上楼走进了自家的住宅。父亲还没睡：像平时一样地在对母亲讲述宴会上有些什么情况，看到一些什么人，与哪些人谈过话。结识了一个立陶宛人，大概可以和他打打交道，约定了明天举行事务性的会谈。
“你今天有点早到了，”普里托卡忧郁地对儿子说。
“我给你带来了一件礼物。”
“有什么礼物呢？”
“我们走吧——你会看到的。放在车子里。抬上来很吃力。”
“别犯傻。幡然醒悟过来吧。瞧，你母亲已经完全憔悴了，因为每夜要等你等到早晨。你是在哪里拿到钱的？”
“是人家借给我的。躺在汽车里的是你赞不绝口的看守人，一个道貌岸然的共产党员。我和维塔利耶维奇到了那里，而亚当不仅是转动不了舌头——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于是我们决定让主人看看这种看守人。”
大吃一惊的普里托卡穿着一套家里穿的衣着——睡袍、便鞋，跟着儿子走了出去。他们乘电梯下了楼。
小胡子打开了车门。开亮了灯。斯特里热夫斯基侧身躺着。
普里托卡马上抓住他的一只手，测了测脉搏，然后就松了口气：还摸得到。接着，他怒气冲冲地对瓦季姆说：
“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我儿子竟然是这么样的一个白痴。你们用什么东西把他灌醉了？”
“什么也没有。”尤里·维塔利耶维奇回答。
“蓄小胡子的蟑螂，你闭嘴。我认识你。知道你在承办哪种定货……”
“您在说些什么呀？！”
“你们就没有想到老人可能会死去吗？马上就把他送回家去，交给他妻子。让她去抢救吧。你们自己，白痴们，别曝光。”
父亲的话把瓦季姆吓坏了。他可没有想到过可能会有的悲剧式结局，只是想要演一出喜剧而已。
“父亲，他住在哪里？”
普里托卡记得地址，说了出来。可是还威胁说：
“一旦发生最坏的情况——你别指望用我的美元。乖乖地坐你的牢。你将知道逞能的代价有多大。”
斯特里热夫斯基家的电梯没有开，只得把亚当扛上四楼。在三楼停下来歇一歇脚。彼此恶狠狠地对视了一眼。
“我和你这个白痴拴在一起了。我需要你的100卢布。你自己扛上去吧！”
“维塔利耶维奇，我可是同你相处甚久了。别抛下我一个人。我将怎么办呢？”
“去按他家的门铃。就叫他们把自己的老大爷领回去。”
瓦季姆乐了。在此之前，在一楼时，他们怎么没想到呀！
瓦季姆跑上了四楼，坚决地按响了门铃。门里没有立即做出回应——里面的人都在睡觉。
“谁？”
“你们的喝醉了的父亲躺在那儿。在楼梯上。”
“哪个父亲？谁的？没有这样的傻瓜！”一个男人的声音代替了起先的女人声音。
“这儿是斯特里热夫斯基的家吗？那么这人就是他！是他，千真万确的！”
瓦季姆把鞋后跟踩得咚咚响地跑了下去。
加利娜·普罗科菲耶夫娜从门上的观察孔里看到一个可疑的强盗从门口跑开了。他是在骗人吗？不是的，脚步声在下面消失了。下面的门砰地响了一下。
加利娜冲到电话机旁边，拨了别墅的电话号码——亚当的电话号码。没有人接听。
儿子拿起厨房里用来砍肉和拍肉的一把锤斧，走到了楼梯台上。这时候斯特里热夫斯基呻吟了起来。于是他和母亲往下跑去了。
“父亲！”
加利娜轻轻地哭诉起来了：
“亚当，我亲爱的！你可是从来也没有这样喝醉过呀！到底是谁把你灌得这么醉的？”
“妈妈，不要哭。希望人家没听见，也没看到。”
他们把醉汉抬进了房间。
可是该怎么办呢？该怎么样帮助他呢？
“妈妈，应当叫急救车。”
急救人员给他打了一针，以便维持心脏的跳动。医生们最后还是决定把老人带到医院住院部里去了。
他在医院里被洗了胃。然而，他知觉还是没有恢复过来。
第二天，当知觉完全恢复的亚当·法杰耶维奇在上午很晚时醒过来后，一位女心理医生走到他跟前，问他：
“您怎么啦，想要用这种方法结束生命吗？”
“我吗？您在说些什么？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悲剧，我有一个很好的家庭。您为什么得出这种结论？”
“化验结果证明体内有大剂量的氯压定。”
“氯压定吗？天哪！他们想毒死我。”
“什么人？”
“说来话长。”他用目光向医生指出了病房里还有一位邻床在场。
“好吧。以后您会讲的。讲给侦查员听。”
第三天，妻子带着他出了医院。在回家的路上说：
“普里托卡打来过电话。询问你的健康状况。”
“猫哭老鼠：假慈悲。不过，我并不认为这些下流坯是在取得他赞许后毒害我的。他干吗要这样做呢？”
他早在住院时就把自己的“光辉历史”讲给加利娜听了。
普里托卡在当天晚上给他打来了电话。
“觉得自己身体怎么样？”
“托你的福呀。”
“听我说，让我们忘掉我儿子的愚蠢玩笑吧。你休息一两天，然后就到战斗岗位上来上班吧。我会给你增加工资的。”
斯特里热夫斯基的头脑里突然冒出一个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的（就连在开玩笑时也没想到过的）念头：
“我干吗要你的二十美元呢？我将向你索要一百万。”
普里托卡对着电话筒喘起粗气来了。
“你怎么要得到一百万？顺便说一句，我并没有这么一笔钱。”
“通过法院。赔偿我身体所受到的损害，赔偿精神上的损失。急救室的化验报告证明我体内有氯压定，还有别的毒物……决不是我自己把它们吞进肚里去的。”
老板的呼吸变得又重又急了。
“上班时不该喝酒！”
“我的不足之处就是我没有拒绝别人的邀请。我是想要更进一步地了解瓦季姆，想要帮助你把他拉上正道。”
“对此我表示感谢……可是……你想要向法院起诉吗？”
“我没有心思开玩笑。况且你在工作期间也知道：我可不会说空话。”
一段长时间的沉默。
“菲利普的儿子伊万，你听得清吗？”
“听得清。听得清。也好，试一试与普里托卡打官司吧。有些人与我打过官司了。”
“结果怎么样？”
“全都是败诉后灰溜溜地走出了法院。”
“我决不会这样走出来的……”
“你会乖乖地走出来的。就算你打赢官司，你也得不到乐趣的。”
“你是在威胁我吗？”
“是警告你。”
“我的电话机上有个附加装置，因此我们的谈话会被录下来。”
“原来你竟然会这么做！黑手党的作风呀！”
“不对，是刑事调查局的方法。目的是要让真正的黑手党徒原形毕露。”
“来吧！来吧！”普里托卡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
“菲里会议”的全体人员（亚当就是这样称呼家里人的：妻子、儿子、女儿、女婿、外孙们）都听到了这场谈话。
他们夸奖了亚当：
“你把他吓得够戗。就要让他这个坏蛋睡不着觉。”
“你们以为我只是吓唬他一下吗？我已经在写起诉书了。瞧，就在这儿！”他拿起了小桌子上的一只公文夹。
大家凑在一起，头挨着头，默默地看着起诉书。
加利娜·普罗科菲耶夫娜第一个“做出批示”：
“不要起诉！”
“为什么不要起诉？”
“我们不需要他的脏钱。”
“钱不嫌多呀。”
“你可能会因胜诉而得到一些东西。可是以后他定会把你弄死。会雇一个杀手。”
“我们一切都害怕。所以普里托卡之流才会为所欲为。”
讨论并不是像决定他该不该去当看守人的那场讨论这么长。那时候大家的意见有分歧。现在却是完全一致的：
“父亲，别打官司。别贬低自己。让他带着自己的千百万钱财遭雷劈吧。”
“亚当，听从孩子们的话吧。”
“你们是不是串通好了？”
“在不知道你打算干什么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串通好呀。打官司的都是些有钱的人，他们像豺狼一样夺取他人的生活资料。我们不需要一块狗食！我们活得下去的！”
亚当·法杰耶维奇样子好像不大高兴地听着，后来却突然开怀大笑了起来。
“我亲爱的亲人们，你们都是怪人：拒收一百万‘绿币’！否则好开一个家庭公司了。”
“我们不需要公司，我们有一个更可靠的集体——家庭。它是社会的基础，”娜斯佳意义深刻地说。
“喂，娜斯佳，你正沉湎于空想之中。女婿，你呢？”
“我这一次同那些更加接近于哲学家的人站在一起。他们有着时代的全部智慧。”
“够啦，哲学家们，空谈不能充饥。让我们摆桌准备开饭吧。我们要举办一次庆祝活动。难道我们没有理由庆祝一番吗？”母亲觉得自己是个胜利者。
“你会让我喝酒吗？”
“你可以喝酒吗？”
“没有医生的禁令。”
“在这种情况下就喝吧。喝一点樱桃露酒。我们要给父亲斟酒吗？”
“斟酒！斟酒吧！”大人和小人一起齐声回答。
大家都感到很开心。
亚当·法杰耶维奇望着孩子们，同他们一起感到很高兴，因为他以他们而自豪。之所以感到自豪，是因为他们意见一致地放弃了打官司去赢得……一百万（即使不是一百万，那也肯定多少会有一笔赔款的）的美好前景。
有这种孩子是他这个当父亲的福气啊！
（责任编辑 沈维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