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8期

告别十四岁

作者:赵惠平




  我突然感到我还不够入团的条件,因为我不如妹妹勇敢,不敢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看来妈妈是对的,首先在思想上要入团。
  到钢厂桥寻找仍没结果,只是发现桥下水声隆隆。华新纺织厂就在附近,解放以前好多童工死后都扔到这段河里。妹妹前两天随学校去阶级教育展览馆参观,还记得解说员充满悲愤的声音,她就高声朗诵:“陡河的水,你滚滚的流,流不尽童工的血泪愁!”我也被感染,想起了展览馆里的一个雕塑,一个母亲一手挎着一个空篮子,一手拉着个小孩,小孩瘦得皮包骨,抬眼望着妈妈。解说员一解说这个雕塑就带着哭声说:“妈妈,我饿呀!”这时,我们就会掉泪。我问妹妹她掉泪了吗?她说没让眼泪掉出来。
  大黑,你在哪里,你饿了吗?
  天没下雨,我们今天在钢厂桥上看到了彩虹。
  
  几个老太太
  
  早晨五点,我就睡不着了,我今天要继续寻找大黑。姥姥说:“别找了,它要是活着早回来了。”
  我想大黑是不是吃了中毒的老鼠,怕回来家里人伤心,就没回来。
  姥姥又说:“吃完早饭你和妹妹去北大坑拣些玻璃管,我答应给和平家串一个玻璃门帘,我脚疼去不了。”
  最近北大坑经常倒一些灯泡厂的废料,其中有一些长短不一的细玻璃管,姥姥就拣来用碎碗茬切割成一寸来长的小段,两头用砂布打磨光滑,然后买来彩色的塑料带剪成方块,俩个方块一组,形成八角形,串上玻璃管,一条一条的,最后形成门帘。这样的门帘特别好看,特别是晚上色彩斑斓璀璨,像水晶的一样。苍蝇蚊子望帘而逃。和平妈见了非常喜欢,我姥姥就说给他们家也串一个。这是一个需要细心和耐心的活,一不小心就会伤着手指。
  和平和我同岁,他上面有三个姐姐。大姐是下乡知青,二姐叫小改,三姐叫小换,可见他父母盼子心切。两个姐姐都上中学,和平在小学时和我一个班,他是中队长,我是学习委员。我俩小时就在一起玩,我们出生在瓜菜代年月,妈妈花一元钱买了七个花生仁,姥姥给和平两个吃。很小的时候,我俩照过一张相片,我穿着花兜兜,他光着身子,我们都在天真傻笑。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实在觉得难为情,就把照片从当中剪开,一张双人照片变成了两张单人照。姥姥为此说了我一顿。
  今天去得早,拣来好多玻璃管,姥姥很高兴。妹妹弟弟都和小伙伴玩去了。姥姥用碗茬割玻璃管,我用砂纸打磨两头。正干着,史老太、民头姥姥、国敏姥姥、花娘子都到齐了。她们都是姥姥的亲密伙伴。每天上午都要到我家报到。
  史老太脚最小,岁数最大,天津人氏,她总说她经历了三朝四代,三朝就是清朝、民国、和解放后,四代就是光绪、宣统、国民党统治和共产党坐江山的四个时代。她老伴、儿子早死了,孙子也退休了,可她连续几年都说她才九十九,其实她早超过了一百岁,不知这么说有什么讲究。她耳不聋眼不花,精神矍铄,思路清晰。
  民头姥姥今年八十四,也是小脚,用脚跟走路噔噔地响。最近她常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看她的精神头三五年内阎王不会请她,想必她也不会主动到阎王那里去报到。她嘴里总是叼着一个大长杆旱烟袋,连说话都不离嘴,属她嗓门最大。她有些耳聋,总爱打岔。
  国敏姥姥七十八,总爱说跑敌情的事,她是老共产党员。想当年她老头子参加区小队,在一次突围中被敌人的机枪打死,她成了烈属。
  花娘子的脚不伦不类,是那种裹过又放开的“解放脚”。她总说今年是闰八月,年头不好。可能就是因为飞禽走兽给她捣乱,她的葡萄颗粒无收,导致她心情沮丧。但她还是放不下她那个大家大院,她每次都是报个到就走。
  今天花娘子戴上了金镯子,民头姥姥戴上了金戒指。
  话就从金首饰谈起,国敏姥姥说六零年她用一个金戒指换了五斤白薯面,花娘子说她傻,姥姥说那年月五斤白薯面可以救命呀!史老太赞成姥姥的说法,她说话嘴一瘪一瘪的,是没牙的缘故。她说:“东西不值钱,人值钱。日本侵略中国时我老头子过敌占区,用两根金条换了一条命。”民头姥姥说这个戒指是当年她结婚时她死老头子给她戴在手上的,戴了几十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才摘下不戴,她说现在戴上也带不了几年了。花娘子说这几天她特别想她的死老头子,她说这金手镯是她老头子给她留下的一个念想,戴上它心里就踏实一点儿,说着说着,她就委屈地流下了眼泪,接着她用戴着镯子的手抹了一下眼泪,又埋怨说她老头子真狠心,撇下她一个人就这么走了。几个老太太都眼睛潮湿,不停地眨巴眼睛,不使自己流泪。
  民头姥姥扯大嗓门说:“现在我们赶上了好年月,二十多年没打仗了。”
  史老太太说:“我经历了三朝四代,要说,这共产党哪都好,就是死后不让土葬我实在想不通。”
  花娘子说:“入土为安嘛,不入土怎么行?”
  国敏姥姥叹息说:“人活一世,最后顺着烟筒化灰飞了。”
  民头姥姥听了半天明白她们说的是什么了,就说:“早死几年就好了。”
  姥姥说:“人死如灯灭!北面山区的人死了也不让埋?”大家都说不知道。
  花娘子走了,几个人继续讨论火葬的意义,最后都认为中国人太多了,死人不能占活人的地方。她们总算想明白了。
  史老太太说:“我孙子要买个电视。”
  国敏姥姥说:“有戏匣子听就够了。”
  姥姥说:“现在的人真聪明,能让人变成筷子那么长在匣子里唱唱跳跳的。”
  民头姥姥打岔:“唱戏?我年轻时评剧唱得可好呢!就是死老头子不让唱。”她又一次提起她老头子。
  “我那老头子就不管我,还让我给八路军送情报。你们说我把情报藏在哪儿?”
  姥姥说:“是在怀里揣着吗?”
  “不对,我把情报用裹脚布和小脚缠在一起,日本人哪里搜得到?”国敏姥姥很得意。
  这可是好主意。”史老太瘪着嘴称是。
  “你们说这骨灰将来放哪里?”民头姥姥对这件事很发愁。
  好久没人说话,看来不是她一个人发愁。
  这时连柱妈来了,她50多岁,头发花白,背微微有些驼。她以前卖冰块时很忙,没有时间来串门,现在不卖了,她有时就到我家来。
  连柱是隔壁王大妈家大儿子的同学,爱好无线电。连柱爸死得早,妈妈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一个月前和粮食局局长的女儿结了婚,和老丈人丈母娘住进了我们东北面新盖的人民楼,剩下他母亲一人独住。而且他媳妇说了,以后不许他妈卖冰棍,她的生活费他们给出。连柱恳求妈妈答应这个要求。为了儿子,连柱妈什么都能答应。
  “你可是有福之人,娶儿媳一分不花,还供你吃穿,这可是享清福了!”国敏姥姥见着她总是这么说。
  奇怪,享了清福的连柱妈丝毫都不高兴,总是无可奈何地苦笑一笑,从不说什么。
  老太太们又谈起了楼房。说刚解放那阵就说以后要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现在就应了这话了。老太太们希望有生之年能住上楼房。
  我也希望能住上楼房。这两年楼房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我们东北面新盖了三栋楼叫“人民楼”,西南面也盖起了粉末灰砖小白楼。市区往西面延伸,新市区越来越热闹,听说现在离我们很近的市委、地委机关都要迁走。我的好多同学都搬楼房住去了。
  我们什么时候能住上楼房呢?
  美真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她要是能住上楼房,就是死了也值了。
  
  姥爷寄来包裹
  
  姥姥对我来说是一个再具体不过的亲人了,我非常熟悉我亲爱的姥姥。可是姥爷对我来说却是再抽象不过了,我认为他只是一个名词而已。不用说我了,就是我妈妈,也没见过姥爷,姥姥刚怀上妈妈,姥爷就走了,从此一去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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