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萨托里斯夫人
作者：［德国］埃尔克·施米特 作 凡一译
我相当意外，但并不真正感到震惊，我对自己说：我不怕你。他直接站在我面前时比我高出整整两头，而我并非个子矮小的人。他敏锐地盯着我，并不是用审视的目光，而或许是出于习惯和关注。他还没有作自我介绍，我就知道他是谁了，我镇静地请他进门，并给他端上一杯咖啡，他喝的时候加了奶和糖，这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觉得他这么瘦的人这么喝咖啡太过惬意。他有些尴尬，我不想帮他摆脱这种局面，我等着他开口，既不想表现出敌意，也不愿显得不安。我不知道他想在我这儿达到什么目的。沉默了半分钟后他突然直奔主题：您肯定读到或听说过那件事。读到过，我说，报纸几乎每天都对此事进行报道，谁也不会漏过这条消息的。那您肯定也已经读到过，他边说边用他那浅色的眼睛不安地扫视着周围的环境：长沙发椅旁茶几上方挂着的伊尔米绣的绣像，表现本地风景的油画，我父母的照片和保龄球俱乐部二十周年纪念日的照片。也就是说，您读到过我们的猜测——死者与有“红灯区氛围”的人有来往。我读到过，我说，脸上忍不住浮现出一丝微笑，难道您是沿着这条线索找到我这儿来的？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这样，他回答道，先往窗外仔细瞧了瞧，然后才又转过身对着我。我断定我告诉您的事一定让您感到很意外，也许是吃惊，但我不得不这样做，这是不可避免的。
他读了那封信，我看见他略微弓着背坐在那里，弓着背，目光呆滞，面前摆着打开的信封和摊开的信纸。当他抬起头来看我的时候，那神情是彻底目瞪口呆的，但也像不再有任何痛苦和失望。那一瞬间我想把一切都说成是神经失常，受一种情绪的支配，想干点儿比我平常干的更出格的事，不过是夜里突然心血来潮去短途郊游了，荷尔蒙分泌异常，干了件荒唐事，拂晓的时候就一切都过去了。他没有太多的想像力，也许根本就没有想像力，但他也知道，有些真理只有几小时的寿命，夜里人们会做出一些白天不光会后悔，而且也觉得根本不可理解的事情。就算是他，不也间或有喝醉的时候吗？而且我们偶尔吵架也总是在夜间嘛，那时我们的神经负荷过度，往往不是喝了太多的酒，就是刚刚庆祝完生日，或是搞了别的什么庆典，结果并不像人们预期的那么有趣。这时只要我们俩有一个人由于疲倦提议说让我们先睡一觉吧，第二天早上醒来，我们相视时都记不得几小时前为了什么破事气愤得吵了大半夜。此时肯定还有挽回的余地，他对我说的话一定既半信半疑，又乐于相信。我应该对他说，让我们上床去吧，我会把一切都和盘端出的。我本可以挽回局面，但我没有这样做。当我端着一杯从自来水管里接的水坐到他身旁，像进行一次重大谈判那样沉默地看着他时，在这一刻我永远失去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机会。我没有试图挽救我们的关系。他问我为什么又回来了，我说因为他没去。我根本没想撒谎，这事也不值得我说瞎话，我既没有力气也无法集中精神找借口，也没这个必要。他重重地喘了一口气，我看出他想搞清楚我回来意味着什么，但又不敢问。我待会儿会给他打电话，我说，我们不过是彼此错过了，这不会给局面带来什么改变的。我边说边颤抖，我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自己说的话，但我知道与米夏埃尔的事对我来说要比厨房里角椅上坐着的这个面呈老态的男人重要得多，我是不会作丝毫让步的。我也不想让他看出我的恐惧，这种恐惧现在已经变成了惊慌失措。这与他无关，我对自己说，现在你必须挺过这几个小时，然后就什么都过去了，你现在不能认输。但这都没用。你该不是想告诉我，他问道，你想跟一个男人私奔，结果他连日子都没搞清吧？他把我那封信和撕破的信封留在那里，步履沉重地向楼上走去，留下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我在洗碗池中把信烧了，然后打开煮咖啡机开始煮咖啡，继续坐在厨房桌旁等着伊尔米走下楼梯来这里。
到十点钟还有好几个小时，但我至今还清楚地知道那几个小时是怎么过去的，我不断给自己找事做。我上楼去冲了个澡，换了衣服，化了妆，这一宿当然留下了痕迹，至少我得把自己收拾得在镜子里看得过去。我与伊尔米和达妮拉一起吃了早饭，并对她们说我睡得不好，还很疲倦。恩斯特进来十分钟，只喝了杯咖啡就离开了家，伊尔米可能会想我们大概拌嘴了，她的猜测离真相倒也八九不离十。开车去公司的情况跟往常差不多，只是我一有机会就看表，总计算着什么时候才能给他打电话，九点钟就可以试着打，十点钟他肯定就在了。尽管我故作镇定，大概还是与往常判若两人，我去取邮件的时候福斯女士怪怪地看着我，问道，是不是哪儿不舒服，我像对伊尔米解释的那样告诉她没睡好，关上办公室的门，坐到自己的写字台前，把手表放到电话机旁。我拆阅了所有信件，该处理的事情都写清楚要如何处理，我不敢给人打电话，怕自己的嗓音发颤。我强制自己不要一根接一根地吸烟，强迫自己喝了一杯水，在第一次打电话给他前又逼着自己去了一趟洗手间。这些分分秒秒都是我硬撑过来的，就像马拉松选手跑过的那最后两百米。电话是他秘书接的，马上说他还没来，我问什么时候可以再试试，她问什么事。我没有做好回答这个最愚蠢的问题的准备，我说我再打过去，这一来我就得等到十点钟了。我熬到差一刻十点，结果还是老一套，我又等了半个小时，她又问我为什么事找米夏埃尔，私事，我无助地说。很遗憾，她说，舍费尔先生在开会，可以给他传个信儿。我请他回个电话，我说，然后把我的名字和办公室的电话号码留给了秘书。我火冒三丈，因为他让我如此有失身份；昨天夜里我们还想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今天我就不得不在他女秘书那儿乞怜。我一直坚持到吃午饭的时候，我决心这么做，而且也做到了。又是卡尔肯布鲁克小姐接的电话，她对我说话已经传给他了，可惜舍费尔先生在办公室逗留的时间很短，现在他出去吃饭了。我请她给他留张条，事情很急，他六点以前可以在办公室找到我。她许诺一定照办，语调听上去几乎可以说很温和，她当然不知道是什么事，但也许我那急切的声音感动了她，或许她猜想我为自己的私人剧场或是芭蕾小组急需一笔补贴呢。我一直守在写字台前，要是临时需要离开办公室，我就把听筒拿下来，这样打电话的人就能听到忙音。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我心中升起了一股难以定义的东西，它比我那无法控制的颤抖强大许多。我把每个细节又思索了一遍，往他那儿又打了一次电话，主要是出于一时的恐慌，因为我突然意识到，那位卡尔肯布鲁克小姐，也就是在我们初次相识的那次舞会上陪伴过他的年轻的金发女郎，也许爱上他了，那她就会截住所有私人电话，可我又无法绕过她。她的声音颇友好，甚至透露出同情，她说，我专门又提醒过他一次。我好像中了邪，别的事全都不能想，甚至无法再整理文件。幸亏这天既没有会谈也没什么急事等着办，这种轻松感是我在那种彻底呆滞状态下唯一能感受到的，而呆滞逐渐变成了疲倦。当我找自己的东西时，四肢已经僵硬得几乎不能动了，我找不到自己的梳子，机械地挨个打开所有的抽屉，直到我想起二十四小时前把它放进了自己的手提包，一起放进去的还有香水、衬衫和其他东西，留在抽屉里的只有擦手油。我无法相信做这件事的竟然是我，尽管我能清楚地看到穿着红色套装的我是如何既充满爱意又不动声色地把写字台收拾完毕的。这是昨天晚上才发生的事，我对自己小声自语道，但事情无法挽回了，我不会再一次收拾行装的。结束了，我在一张纸条上写道，但这也未能引起我的任何反应，我想这时至少哭一场大概算是合理的。但我只是感到无限疲倦，就好像几个星期没睡过觉似的，一整天来的所有幻想——去他办公室、站在他门前、给他老婆打电话、拿着箱子站在他家门口等他——都烟消云散了。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了，连饿或渴的感觉都没有了，甚至不想抽烟，剩下的只有疲倦。我既不怕恩斯特也不怵回家，甚至不担心以后日子怎么过。我往办公室门边的镜子里望了望，看到的是一张麻木的脸。我把大衣放在了车里，但走过停车场时却丝毫不觉得冷。我的手表也忘在了办公桌上。我慢慢开车回家，机械地，但小心翼翼，在每个十字路口都等着绿灯亮了才继续开，有两次换挡杆滑出了手，因为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各家商店正在关门，天上下着细雨，一家连锁面包店的分店门前，一个年轻姑娘在半黑的天色下扫地，一切都秩序井然，面包店的女老板晚餐时会在餐桌旁见到她丈夫，我也开车回自己家，我甚至连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回家的路很长，哪怕再长一千倍也无所谓，也不会改变现状，我已经平静了，不再有祈求，也不再有希望，我既不愤怒也不悲伤，我已经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是个被人遗弃的女人，她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我甚至没有一张自己的床，但自己的床会有的；也许恩斯特正在采取措施，在我们办公室——也就是二楼向着街道的那间放我们文件夹的小屋——的沙发上为我准备个睡觉的窝。也许我们会继续睡在婚床上，就像我们过去二十年间那样。睡在哪儿其实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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