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危机

作者:[美国]罗宾·库克/著 王 睿/译




  “说说你做实习医生的经历,”伦道夫说。
  “那段时间很愉快,”克雷格说。说着他坐直了身体,肩膀也挺直了。“因为成绩好,我被分配到最负盛名的波士顿纪念医院实习。那里的学习环境很好,而且我开始拿工资了,虽然不多,但至少有钱了。同样重要的是,我不需要付学费了,这样就可以一点点地偿还从大学到医学院积累起来的高额债务了。”
  “医生和病人之间必须建立紧密的联系。你是否一直觉得和病人在一起很愉快?”
  “是的。到目前为止,这是让我觉得做医生最有满足感的部分。”
  “成为主治医生之后呢?据我所知,你好像有点失望。”
  “一开始并不失望!一开始主治医生的生活让我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很忙碌但很充实。每天我都迫不及待地想去上班。不同的病人对我的业务水平是很大挑战。他们对我的努力也很感激。但是后来保险公司开始拖欠医药费,经常对收费项目提出不必要的质疑,让我们越来越难以为病人的利益考虑。收入开始减少,支出却一直在增加。为了收支相抵,我不得不‘提高生产力’,也就是提高单位时间的接诊量。提高接诊量并不难,但时间长了,我越来越担心诊疗的质量。”
  “据我所知,这时你的行医方式开始发生转变。”
  “彻底的转变。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医生在从事管家医疗,但身体不太好。他找到我,提出让我做他的合伙人。”
  “很抱歉,打断一下,”伦道夫说。“你能再跟陪审团解释一下‘管家医疗’这个词吗?”
  “管家医疗是一种行医方式。患者交一定的年费,医生同意限制接诊量,为病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这里所说的更好的服务,是否包括出门诊?”
  “可以包括。由医生和病人协商决定。”
  “你的意思是说,通过管家医疗,医生可以根据病人的需要来提供医疗服务。是吗?”
  “是的。良好的医疗服务有两个基本原则:病人福利原则以及病人自主原则。单位时间里接诊太多的病人跟这两条原则相抵触,因为实在太匆忙了。医生赶时间,就要加快门诊的速度,导致病人不能充分陈述病情,而诊疗的关键依据往往就隐藏在病人的陈述里。而如果是管家医疗,我就可以根据病人的需要和愿望,灵活安排诊疗的时间和地点。”
  “博曼大夫,你觉得医学是艺术还是科学?”
  “绝对是艺术,但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艺术。”
  “严格按照书本,能够成为一个好医生吗?”
  “不能。世上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必须按照每个病人的特点确定诊疗方案。而且,书从写作到出版有个滞后期,书中所包含的信息可能已经过时了。医学知识更新的速度是极快的。”
  “行医过程中需要判断力吗?”
  “当然。医学上每个决定都需要很强的判断力。”
  “根据你的判断,2005年9月8日晚上,针对佩欣斯·斯坦霍普的病情,最好的选择就是出门诊?”
  “是的。”
  “你能否跟陪审团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
  “她痛恨医院。我都不愿意让她去医院做常规检查。每次去过医院都会加重她的病情,也会让她变得更焦虑。她更希望我去她家里。在她去世前八个月,我基本上每周去她家门诊一次。每次都是虚惊一场,其中有几次乔丹·斯坦霍普在电话上都说她觉得自己快不行了。9月8日晚上,没有人告诉我她觉得自己快不行了。我确信这次门诊像往常一样是虚惊一场。但作为一个医生,我不能完全排除她确实病危的可能性。此时最好的选择就是直接去她家。”
  “莱特纳小姐在证词中说,你在去她家的路上提到,这次门诊可能真的有情况。是吗?”
  “是的。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说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极小。我只是说我有点担心,因为我注意到斯坦霍普先生的声音里比平常多了一丝焦虑。”
  “你有没有在电话里告诉斯坦霍普先生,你觉得斯坦霍普太太是心脏病突发?”
  “我没有这么说过。我告诉他,任何胸部疼痛,都必须首先排除心脏病突发的可能性。但之前斯坦霍普太太也有过胸部疼痛,事后都没有大碍。”
  “斯坦霍普太太有没有心脏方面的问题?”
  “她去世前几个月,我曾经为她做过一次压力测试。结果模棱两可,不足以说明她有心脏方面的问题。但我极力主张她去医院,由心脏科医生做一个更为深入的检查。”
  “你跟病人建议过吗?”
  “我多次向她建议,可她一再拒绝,因为做检查必须去医院。”
  “最后一个问题,博曼大夫,”伦道夫说。“是关于你诊所里PP,也就是问题病人编号的。这样编号的病人得到的照顾更多还是更少?”
  “当然是更多!这些病人的问题在于,无论他们的病痛是真的,还是他们臆想出来的,我都无法减轻他们的症状。作为医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才用‘问题病人’编号,以示区分。”
  “谢谢你,博曼大夫,”伦道夫说着收拾好讲台上的笔记。“提问完毕。”
  “法萨诺先生,”戴维森法官大声说。“你有什么问题要问被告吗?”
  “当然有,法官大人,”托尼咆哮着跳起来,冲向讲台,像一只追赶兔子的猎狗。
  “博曼大夫,说到PP病人,2005年9月8日晚,你和当时的同居女友开红色保时捷车去斯坦霍普家途中,是否跟她说过你无法忍受这样的病人,觉得疑病症跟装病一样可恶?”
  克雷格双眼直盯着托尼,法庭上一片寂静。
  “博曼大夫?”托尼问。“是不是像童谣里唱的那样,你的舌头给小猫叼走了?”
  “不记得了,”克雷格终于开口了。
  “不记得了?”托尼做出非常惊讶的样子。“拜托,博曼大夫,这个借口太牵强了吧。你在医学院的时候可是成绩优异,以博闻强记著称啊。莱特纳小姐作证的时候可是记得一清二楚。在接到传票的那天晚上,你跟莱特纳小姐说过你痛恨佩欣斯·斯坦霍普,她死了对所有人都是好事。这些你总该记得吧?”托尼靠在讲台上,皱起眉头,满脸疑问地看着克雷格。
  “我说过类似的话,”克雷格很不情愿地承认。“我当时很生气。”
  “你当然很生气,”托尼大喊。“像我当事人这样的普通人,居然有胆量质疑你的判断是否符合行医标准,你不生气才怪呢。”
  “反对!”伦道夫说。“争论性问题!”
  “反对有效,”戴维森法官说着瞪了托尼一眼。
  “你这个白手起家的故事确实让人感动,”托尼的语气中还是带着一丝轻蔑。“可我不明白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意义。这么多年来,你从病人那里挣的钱已经彻底改变了你的生活方式。你家的房子现在市价是多少?”
  “反对,”伦道夫说。“与本案无关。”
  “法官大人,”托尼抱怨道。“既然被告方能用经济收入来证明被告对医学的投入,那陪审团也应该知道被告真实的收入水平。”
  戴维森法官想了一下才说,“反对无效,请证人回答问题。“
  托尼将注意力转回到克雷格身上。“多少?”
  克雷格耸耸肩。“两三百万吧,不过我们买的时候不值这么多。”
  “我还有几个关于管家医疗的问题要问你,”托尼说着两手紧紧抓住讲台边缘。“你觉得会不会有病人负担不起每年几千美元的年费?”
  “当然会有,”克雷格气呼呼地说。
  “那些付不起年费,或者出于某种原因不愿意付年费的病人怎么办?收不到年费,你拿什么养保时捷新车和灯塔山上的爱巢呢?”
  “反对!”伦道夫说着站了起来。“争论性问题,并伴有歧视。”
  “反对有效,”戴维森法官吼道。“请原告律师注意,提问仅限于引出必要的事实信息,而非通过提问的方式表达原告方的理论和观点。这是最后一次警告!”
  “对不起,法官大人,”托尼说完转身看着克雷格。“那些与你相处多年,一直由你负责治疗的病人怎么办?”
  “找别的医生看病呗。”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你会帮他们找吗?”
  “我会告诉他们医生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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