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幸存者手记
作者：筱 敏
那个叫高扬的人张开巴掌在众人头上扇了一扇，长胳膊就此挑在那里，没来由让人想起揭竿而起这个词，觉得那就该是配给这种竿状身材的人的。这个人说，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与以往的历次运动不同，现在，人民群众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了，打破旧秩序，争得了参与政治的权利。这次夺权就是造反派联合起来的第一个革命行动，那样一道壁垒森严的铁栅门不是被冲开了吗!
我等着他们说门里面的事情。等着他们说那台陈旧的机器，它的结构、形状，这个部件和那个部件，哪里硬化，哪里梗塞，为什么咳咳喘喘，怎么打碎，怎么清理，怎么重装，怎么开动起来，把我们开到理想的终点——当然我更喜欢理想的终点。但是我没听到这些。我听到的是一个字，像红皮球在空中抛来抛去，传来传去，引起一阵阵尖叫或欢腾，这个字是“权”。
权，这是什么呢?想象穿过铁栅门，穿过刺刀枪，再穿过重重叠叠的秘密通道，到达一堵巨型石壁，然后念“芝麻开门”，便见到满窟珍宝，这比较容易。想象冲过重重障碍之后，到达一处自动开合的密室，一台齐天的钢铁巨物，叫做国家机器的，一些巨大的部件和一些坚硬的部件，部件上许多红红白白的按钮，每一个按钮按下去，遥远的某处就会轰然开动，或刹时平息，这也勉强可以。然而对我来说，权是一种更难想象的东西。漫画里把它画成一朵倒长的蘑菇，伞盖冲地，通常比人还高。一个脑满肠肥的人抱着它的柄，就叫做大权在握，或者叫篡夺权力。如果是一个剑眉星目臂戴红袖章的人执住它，就叫无产阶级印把子。
但是他们的兴趣，仿佛只在那道铁栅门上，它在他们嘴里一次再次被冲开，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被冲开，于是，旧的国家机器就打碎了，就解决了“人民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巴黎公社大事。仿佛红皮球已经在他们手里，余下的事情只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权掌握在恶人手里便是恶，掌握在善人手里便是善，因此，冲开便是革命的全部问题。
现在立夏有了自己的总部，红卫兵——星星之火造反团总部，用的是学校里一个教室，一张初中班的双人课桌，桌子没有抽屉，只有两个透空的屉筒，那里就有一个红布包，像包土豆似的，包了几个蘑菇样的木头章子，这便是夺权的战果。高扬的联合总部要气派一些，油印机是滚筒式的，楼顶还用晾衣棚柱支起一个大喇叭，高司令在桌子前面发布革命宣言，方圆两三公里就立时可以听见。高司令的桌子是有抽屉的，而且有锁，那里面自然躺着更多蘑菇样的木头章子。
小禾见到那些木头章子，静静贴墙坐下去，膝盖抵住下巴颏，忽然冲着膝盖笑一笑，说，这个东西我也有。他走出去一会儿，再进来时攥了两根红薯，一边用刀子摆弄，一边说，你们想要什么?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省政府?中学生全国联合会?八一子弟学校?要阴文还是阳文?他放下刀子换上刻蜡版的铁笔，放下铁笔又换上刀子，一块红薯在他手中左旋右旋。然后他站起来，把红薯在印泥里浸一浸，再慢慢按到纸上，松开的时候，一个正圆的大红印章就赫然在目，正中央一颗堂堂皇皇的红五角星，周围是与权威的公章一般无二的字体，当中横直的——红卫兵，上沿弧状的——星星之火造反团。一个同样震慑人的章子。
立夏大惊，好大一个时刻竟没有话。
小禾把那截红薯往起抛一抛，用刀子削去残留的印泥，三两口把它吃了。待立夏想起来去夺，只余得几星残皮。小禾把残皮也扔进嘴里，拍一拍手说，没有用，明天它一脱水，就全拧了，也就是五分一斤的红薯而已。
立夏脸上有一些痛，或者是因为她胁间还痛，可那种痛，却是钝的，像是很荒落的样子。这种荒落让人想起那头中了箭矢的野牛。
小禾说，在巴黎，权力会掉落街角，但这里不是巴黎。
小禾说，我们猛扑过去，以为扑住了什么东西，可那怪兽也是活物，它稍稍一闪，就把我们闪在空气里。
小禾说，谁看见过“权”这件东西?人不能掌握他看不见的东西。无权者终究是无权者。我们看不见权力，可权力看得见我们。
小禾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反压迫，反迫害，反抗权力。我相信解放，不相信权力。
立夏把那些木头章子收到她的红布包里，她不说话。那些章子便在她的屉筒里红薯似的睡下去，只是没有芽眼，当然更不会长出芽鞘，终究是一些木头章子。
向北斗
高扬的事不光是立夏告诉我的，城里也有很多传说。
据说说到最高领袖的时候，高扬不是像众人那样称“毛主席”，而是简单的两个音节——主席，仿佛暗示了一种非同一般的关系。与“伟大领袖毛主席”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等累赘的称谓相比，这两个音节不仅简捷，而且非常亲密。
高扬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他的祖辈都是农民。与那位伟人惟一相似的是，他六岁就开始了田间劳动，他有一个识得些字的父亲，也有一个一字不识的母亲。贫寒的人家也可能产生奇迹，高扬的聪慧便是这样的奇迹。起先他是乡村小学的奇迹，小学课本和下放教师箱子里的书是不够他念的，后来他是县城中学的奇迹，他把县城中学图书馆的藏书都念完了，还是不够，于是他就念到省城的大学里去了。
他在一本书中念到伟大领袖的童年故事，这成了他喜欢转述的经典故事：一个家庭分为两党，父亲是在朝的执政党，母亲和孩子是在野的反对党。童年的伟人引经据典为无权的自己辩护，对抗父亲的责骂，推倒父亲加之自己的罪名。有一次这位伟大的儿童为了反抗父亲的绝对权威，愤而离家出走，站在水塘边上，大声宣布以自杀相抗，终竟造反成功，赢得了自己的合法权利。从此伟人发现，当他驯顺服从的时候，执政的父亲就会凶横，而当他奋而激烈反叛的时候，执政的父亲就会宽和让步，反抗是保护自己权利的最有效方式。几乎每一个无权的在野的孩子，都喜欢这样的伟人故事。
据说在正常的气候里应该这样：中学生伏案学习，大学生却要站起身子四处眺望，这是正常的，那么不时发生的学生运动也就是正常的。如果遇到非常的气候，便将有加倍非常的事件发生。高扬的身量太高，坐在课桌前常常也会成为教室的障碍，他坐不安稳，或者是别人总觉得他坐不安稳，因之他站起身子眺望的热情就更高更大，这本身就是一个事件，迟早要发生。
高扬在校园里贴大字报说，群众起来了，校党委究竟怎样看待群众，这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害怕大字报?为什么害怕群众?这是一个问题。群众要的是轰轰烈烈，官僚主义要的是死气沉沉。种种灭火措施，种种清规戒律，名为加强领导，实为不准革命，就像假洋鬼子扬起哭丧棒来，不准阿Q革命。
在高扬眼里，进驻学校的工作队无异于专业消防队，手里执的是高压水笼，他待要闪开，却是已经来不及了。他被浇得很透。在专业消防队手里，这块红炭只来得及嗤的一声，像小鼠在猫爪下只来得及嗤一声，他立刻便通体灰黑。他死命在地上挣扎，滚动，但猫爪很利，他的血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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