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幸存者手记
作者：筱 敏
父亲读报用三只眼睛，两只是用来看的，一只藏在鼻翼底下，是用来嗅的。我不知道这些报有什么好读，它们每天的面孔都一样，像同一个模子复制的石膏像，表情庄肃，五官僵硬。这些报纸排字一定容易，它们需要的汉字很少，这些很少的字组来组去会组出一些词，但词汇量也很少。更不好看的是那些组得很长的新词，它们拗口，生硬，板结得不给人留下喘气的缝。它们还霸道，一个词不厌其烦地反复出现，拦在几乎所有的字行里，俨然重兵把守，让眼睛无路可行。如果你想从这些词上跳过去，落到一棵草上，那是妄想，那里一棵草也没剩下，全都清干净了，比大理石广场更干净。每天在空空如也的广场上数犬理石石块，如果是人的事情，就是类似于刑罚的事情。
但父亲的神经系统跟我不一样，他能从僵硬的大理石上读出不同的纹理来，甚至会从纹理中读出会动的生命来，他看得到这些生命今天萌芽，明天死去，今天藏身在石缝里，明天消失在石缝里。他能从报纸上所报告的英雄故事里面，读出灾难发生的故事，从满纸的太平颂辞中，读出重大变故的发生。他对所有的新词旧词都熟悉，而且账目清楚。一大堆光芒万丈的词，砌在那里足够让人眼花缭乱，胸闷气短，他能读出哪里少了一个词，或多了一个词，或变化了一个词，从而揣摩着哪里有风，哪里起浪，今天是雨加雪，明天降温还是回暖。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父亲，你是气象学家吗?
父亲说，这是生活常识，晴雨冷暖都不知道，怎么在复杂多变的气候下生存。
我说，天气预报我倒是听的，但总是不准。
父亲说，气象这东西太复杂，造成它变化的偶然因素太多，差不多就是个不可预测的系统，没人能顾及周全，所以无论如何也算不准。
我说，那气象学家呢?
父亲说，他们也就是在那里算。
我说，白白地算?
父亲说，约莫地算。
我说，那又何必去算?
父亲说，它与你的生活密切相关，它随时可能带来灾难，由不得你就是想算。
于是父亲每天都把鼻子嗅到报纸上算，既然他知道无论怎么算也算不准，他只是一个人默默地算，偶尔忍不住报给母亲，也只是零星迹象，明确的计算结果是从没有的。比如他会说，某某的名字排到某某的后面了，或者说，某某已经两个月没出来了。这些在我听来都乏味得很，我完全不知道这有什么意思，却能感觉到我们的小饭桌上由此而生的阴晴冷暖。
有一天父亲就是这样在饭桌上说，高扬没有了。
我怔了一怔，不明白“没有了”是什么意思。
父亲说，名单里没有他，他在省革委会里没有了。’
我想起高扬胸挂燕尾红条，在锣鼓声中走向主席台的样子，说，这不可能。
母亲说，怎么不可能，现在不是清理阶级队伍吗，不是抓“五一六”吗，什么事都是可能的。
我放下饭碗，用目光向父亲求援。
父亲闷头把碗里的饭粒清除干净，并不抬眼看我，说，什么事都是可能的。
母亲的语气让我对咂一六”这个词深感不解。我记得它曾经是光芒万丈的好词，“五一六通知”，这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由上而下全面发动的标志，这是印了红城楼的正宗红色和最高领袖绝对意志的标志，是当然的革命标志。现在究竟经过了怎样的暗场～转，它变成一个坏词，成了要被清理的阶级敌人、异己分子的标志?暗场转换本来就是不让人看的，我看不到，当然也就不懂。
我发现城里的人似乎已经不记得高扬了，无论与谁说起，得到的反应都很淡。高扬的形象很容易描述，他的故事也很容易描述，你描述这生动的一切，人们就或长或短地“噢”一声，似想起一个过时已久的传闻。
高扬就这样消失了。他没有罪状公告天下，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坏头头?“五一六”分子?蜕化变质?反党乱军?篡党夺权?……这一切只是传闻和猜测。报纸没有，大字报也没有，没有批判和声讨，也没有不点名的暗示。小王再去找高扬，得到的答复不是高委员不见，而是没有这个人。一个人的消失可以这样静悄悄的，毫无动静。还有许多组织，曾经是多么轰轰烈烈的群众组织，也都消失了，毫无动静。离开了最高统帅的部署，这些都是非法组织。
现在，还会有人为此发起一场绝食抗议吗?
我把高扬的消失写信告诉立夏，实际上是想询问立夏。立夏的回信半年以后才到，她说她刚从清查“五一六”的学习班出来，很受教育。组织上把她的问题查清楚了，她很感谢组织。我把她寥寥数语的一面纸反复看了多次，那里提到一次“公社”，但显然不是当初激起她满腔热情的公社，那两个字一点火星也没有，它冷冷的很重，像盘踞千年的石头，立夏所说的“学习班”，好像就位于那块石头下面。立夏的信里也没有提高扬，她不可能不记得高扬，我想她是没收到我的信。
“满怀激情迎九大，我们放声来歌唱”也唱过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空前团结胜利的大会也开过了，红彤彤的新世界也建成了，作为人民，我们除了用声音和行动表明我们紧紧团结在最高领袖周围，无限忠于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以外，我们还盼望什么呢?
父亲果然去干校了，他是戴了红花去的。那天早晨我看见院子里的枇杷树～树金黄，像是太阳金晖所赐的冠冕。我心里一喜，泪就流下来了。
父亲没让我去火车站，他说行了行了能照顾好你自己就行了。
父亲出门的时候，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天也凉了。他才说完，我就看见满树的金晖乱纷纷扑落地上，原来那是叶也黄了。
所有这些人们啊!像烟似的向四面八方吹散了。——这是雨果的句子。
烟的吹散没有响声，四面八方静悄悄的，毫无动静。
塔耳塔罗斯深洞
幸运的是母亲下放劳动的地方离城并不很远。平常的日子里是两周合起来休息一天半，这样她可以来得及回家看看，住一宿，把我穿短的衣衫用颜色相近的布片接一接，放一放。这种平常的日子在一年当中约有一半。另一半不平常的日子是不能预测的，或者是“大干苦干拼命干”，给某某生日某某纪念日某某大会献礼，或者是热火朝天投入一场新的大学习，掀起一场新的大批判。这种日子当然没有休息，它必须是完全忘我的，废寝忘食的，譬如一块木柴扔进火堆里，除了燃烧，它不可能顾及旁的事情。
这样我长到了十六岁。
我在学校里用最高领袖的红宝书上政治课和语文课，用名叫“工农兵知识”的新编课本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课，用“忠字舞”上早操和课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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